時隔近十年，馬航MH370航班事件又有了新消息。馬航MH370家屬與馬航、波音等公司的航空運輸損害責任糾紛案件于2023年11月27日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正式開庭，持續至12月6日。此次馬航案的被告方共有五家公司，其中包括改組前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改組后的新馬來西亞航空公司、飛機制造商美國波音公司、飛機發動機制造公司英國羅爾斯-羅伊斯公司，以及為馬航承保的德國安聯保險集團。

2014年3月8日，馬來西亞航空公司運營的一架從吉隆坡飛往北京的定期客運航班MH370，在馬來西亞空中交通管制中心(ATC)例行移交給越南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后不久失蹤。機上共有12名機組人員和227名乘客，其中152人來自中國大陸。2015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8日，馬來西亞交通部長成立的一個獨立的國際調查小組都會公布一份中期聲明。2018年7月2日，一份《安全調查報告》(Safety Investigation Report)發布，報告顯示，調查組無法確定MH370消失的真正原因。

近十年間，我們偶爾會聽到關于MH370的消息。2014年，還是文字記者的媒體人彭佑曾在麗都酒店，與MH370失聯者家屬共同度過了50幾個日夜。后來，他仍與部分家屬保持聯系，并與他們從工作關系轉變成了朋友關系，旁觀與拍攝了許多媒體關注之外的瞬間。

以下是他的口述。

2023年11月25日，北京，馬航MH370家屬姜輝在接受記者采訪。

2014年3月8日，開始

我叫彭佑，是一個媒體人，從2014年3月開始，我一直用相機記錄馬航MH370事件與家屬。

2014年還是微博時代，記得3月8日那天的早上8點，微博上傳出一個消息，說有一架從馬來西亞到中國的航班被劫持了，有可能降落到了一個叫做“Naning”的地方。當時，我們都以為那是中國的城市南寧，但也有說法稱它是一個越南城市。于是，我和我的同事們兵分三路，一撥去馬來西亞，一撥去越南的胡志明市，我被安排留在北京進行報道。

打了一輛車，我先到達首都機場，那時MH370的航班信息顯示的還是延誤。在這里我碰到了第一個失聯者家屬，她被許多記者圍著，一句話都不說，所有人的狀態都是懵的，因為沒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接著，家屬們被通知轉移到了麗都酒店，這里就成了接下來50多天家屬們與各方溝通的地方。

在轉移到更大的會議室之前，一間四五十平米、走廊盡頭的小房子，就是家屬們最初被安置的地方，這里滿滿當當地擠著百十來人。當時，所有人都在刷微博，可以聽到一些人在哭，但依舊沒有人說話。后來，馬來西亞和一些相關方面開始與家屬們進行溝通會，會議內容剛開始圍繞一些基本信息，比如飛機的基本狀況。與官方信息一同流傳的，還有許多猜測和懷疑——很多“陰謀論”很快冒出來，又很快被證偽。

那時候，記者無法進入溝通會的會場，只能在會議室門口蹲守，等有家屬出來再和他們聊天以獲取信息。幾天后，我被一個老鄉帶入了會場，一個家屬可能因為總看到我，覺得眼熟，就把他的房卡給了我一張。那時候，一張房卡就是一張“通行證”，在混亂的現場，它是事件相關人員身份的直接證明。我們報社沒有人跟我換班，于是，趁此機會，我直接“搬”進了麗都酒店，每天都和家屬住在一起，晚上就會聽他們聊天。有時候，我也會安慰他們，遞上一支煙或者一張紙巾。慢慢地，這些家屬就更加熟悉和信任我了。

在麗都酒店的50多天里，我每天都在寫稿，零碎的信息經過編輯的整合出現在報紙上，有時候是半版，有時候是整版。那時候，我還是一個文字記者，只是出于個人愛好，我帶著自己的相機去了現場。再后來，溝通會認為媒體也會對事件有一些推動作用，所以允許一部分記者進場。剛開始我只敢用手機拍一拍，后來就大膽地掏出了相機。

到現在，有些家屬仍然相信家人還在

56天過后，馬航不再承擔家屬們在麗都酒店的食宿，所有人就散了。家屬們有些轉移到了北京順義空港物流基地服務區，有些被自己所在的當地政府接走了。直到2018年馬航發布《安全調查報告》，順義空港物流基地服務區也不再接待家屬了。

2014到2018年間，我接觸家屬的頻率很高，基本上每個月都會見到他們。事件剛發生的那段時間，我會發現很多家屬都有類似應激障礙的表現，比如有的家屬會出現幻聽。而大部分家屬是情緒比較低落，不大愿意面對生活。家屬中的姜輝和徐京紅那時候就把工作辭掉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再加上新的線索越來越少，家屬們也漸漸在媒體的視野中淡去。這些年來，他們的選擇各有不同。有一些最終接受了現實，有一些因為家庭或多種原因選擇了和解，有一些人開始了新的生活。還有一些家屬，像我們這次開庭見到的一樣，一直走在訴訟的路上。另外一些并沒有選擇訴訟，但也不想就此放棄的家屬，只是選擇默默等待。

失聯事件過去近十年，對下一代帶來的負面影響也開始凸顯，家長們不知道如何給孩子們講述這段過去，講也講不清楚。有的孩子還因為缺少另一個家長角色的陪伴而產生了逆反，不愿意中考，也是讓家屬很無奈。當然，這其中也有好的消息，原本要等父母歸來才肯結婚的孩子，選擇了走進婚禮，雖然缺少了一份祝福，也多了一些小家庭的幸福。

家屬中，在媒體面前出現最多的就是姜輝，他的媽媽在當時馬航的航班上。他是一個很執著的人，也很鉆研，會幫著找律師、和馬來西亞的家屬及國外記者溝通、對接國外的私人調查組織，對國內的媒體而言，他也是家屬們的一個主要發聲渠道。從2014年到現在，他幾乎每天都要整理MH370的相關資料，處理相關事宜。和馬來西亞的家屬們想要找到飛機的殘骸或者家人的遺物不同，國內的許多家屬更多的訴求是“要人”，他們希望“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其實，據我的觀察，在生活中，家屬們并不愿意和身邊人提到MH370。他們不想一遍遍復述這樣的家庭變故，一次次揭開自己的傷疤，這也是一些家屬不愿意接受采訪的原因。在一些媒體溝通群里，如果有記者說出了飛機“失事”之類的字眼，家屬可能就會有比較強烈的反應。也因此，在和家屬們提到這件事情時，我始終用“失聯”來描述，相對應地，他們也就是“失聯者家屬”。在我看來，對于外界來說，這可能只是一個新聞事件，但對家屬們來說，這關乎一個家庭的存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仍然抱有一個念頭：雖然飛機沒有蹤影，但家人可能還在。

作為記者，作為朋友

2014年底，我開始把自己的鏡頭轉向一些人的家中，除了北京，還去過天津、邯鄲、保定等地進行拍攝。那時候我常拍攝的家屬大概有二十來人，其中包括胡秀芳、文萬成、栗二友、徐京紅等等，這些被拍攝的家屬中，據我所知，已有5位去世了，比如我拍攝過的葉倫。

起初，我與這些家屬打交道的身份是一名媒體記者，但在接觸的過程中，我和他們變成了可以常常聊天的朋友，會一起喝酒、看球，我也參加他們的聚會。除去一些事件節點，MH370的事情也不再出現于我們的談話之中。隨著這樣身份的轉換，我的拍攝方向也有所改變：比起突發事件中相對“熱鬧”的部分，我開始關注到他們情感中細膩的部分，以及這個事件對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響。這些年，家屬們做的大部分事情，媒體都沒有見證過。

隨著和家屬們關系越來越緊密，我也慢慢會同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他們的痛苦似乎也有一部分變成了我的痛苦，所以有時候我會很難受。好幾個朋友勸我不要再跟拍他們了，但即使我后來的工作崗位都已經發生了變化，也沒有放棄拍攝，我會覺得這似乎就是我應該做的一件事情——去理解他們的痛苦，去理解他們的生活。那些照片可能早就脫離了采訪和被采訪的關系，甚至能否發表出來我也不再關心。

前幾天，我剛剛拍攝了幾位家屬。有一段時間沒見了，拍攝的過程中，我會問他們現在的生活怎么樣，身體如何。有一位家屬告訴我，她每天都在鍛煉，這樣才可以更健康，更好地去尋找自己的親人。還有一位家屬，在今年，她的愛人去世了，再加上在MH370航班上失蹤的孩子，她身邊已經沒有最親近的人了。在這些時候，我看著他們，內心也會非常難受。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是否太過殘忍，因為在這樣的時刻，我還是按下了快門。

回想當時從麗都酒店出來的時候，我不知道怎么面對社會和工作，那也許也是一種創傷下的應激反應。如果有人問我，作為局外人，MH370對我有什么影響?我覺得，我從此意識到了某種不確定性。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發生什么，也許我們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面對當下的生活。

2014年4月25日，北京，馬來西亞駐華使館前，失聯乘客家屬姜輝和部分家屬向馬來西亞駐華使館工作人員宣讀抗議書，抗議馬來西亞政府在MH370失聯事件中公布的信息混亂。

2014年9月7日，北京，失聯乘客家屬胡秀芳，她把孩子的玩具都收集在整理箱里。在馬航失聯事件中，她的兒子、兒媳以及當時只有3歲的孫女都在航班上。

2014年9月8日，北京。中秋節，劉伶來到順義的房子里給老公養的魚喂食。他的老公李志錦是畫家團的一名員工，在馬來西亞展出結束后，登上MH370飛機，再沒有回家。劉伶和李志錦相識七年，有了一個三歲多點兒子，在北京買了房和車，日子比之前越來越好。從麗都酒店離開后，劉伶就沒有回過新房住，家里沙發上還擺放著她與老公的合影。“他給我的最后一條信息是早點睡吧，時間是3月7日晚上11點多。”

2014年9月8日，北京，雍和宮，馬航失聯家屬為親人祈福，由于失聯時間已經半年，家屬情緒崩潰。張麗霞(中)在北京找尋女兒的時候，情緒很容易激動，作為單親媽媽，女兒是她一生的支柱。激動時候，需要好幾個人來安慰她，才能平靜下來，離開北京后不久，她就去世了。

2014年9月23日，天津，馬航失聯乘客家屬徐京紅坐在為母親劉鳳英準備的臥室內情緒低落。65歲的劉鳳英是一名佛教徒，2014年三月份去國外商務考察，搭乘失聯客機MH370回國，至今沒有消息。2013年年底，徐女士花費20萬元為母親重新裝修了房子，希望他們頤養天年，但劉鳳英未入住一次。

2014年10月11日，山東濟南，文萬成和妻子在兒子購買的別墅內。他的兒子文永勝在2014年是34歲，是山東高速集團一名員工，去馬來西亞參加商務合同的簽署。回國時，乘坐了失聯飛機MH370。這套別墅的按揭貸款因為兒子失聯沒有履行合約，老文收到了銀行方面的催款。至今，老文仍堅持尋找他的兒子，他不相信已經公布的殘骸，還親自去了趟馬來西亞。

2014年12月16日，北京，家屬張建義買了一張世界地圖張貼在出租屋的墻壁上。張建義女兒一家乘坐失聯客機MH370從馬來西亞吉隆坡回國。根據當時的消息，有專家稱，客機在從馬來西亞吉隆坡起飛40分鐘后就被蓄意地改變了航向，最終有可能墜入印度洋。張建義經常面對世界地圖去思考，到底飛機去哪里了?

2014年12月16日，北京。傍晚，來自安徽的高顯英已經患上了幻聽，經常聽到女兒呼叫媽媽的聲音。她在安徽一家精神類疾病醫院治療，被診斷為極重的抑郁、焦慮、敵對、恐怖等。高顯英是一名馬航失聯乘客家屬，每逢周一、三、五都要去馬航設立在順義的家屬接待中心。

2014年12月20日，北京，馬航失聯乘客部分家屬聚餐，三名女性家屬抱在一起痛哭。當天是溫燕(三女性中)和愛人李樂的五周年結婚紀念日以及李樂生日。桌子背后，姜輝身旁坐著的是家屬葉倫(左后二)，現已去世。

2014年12月21日，北京，姜輝向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提出疑問后，對方給予他的答復。

2014年12月22日，北京。姜輝在客廳中接到其他失聯家屬的電話，姜輝是馬航失聯乘客家屬委員會成員之一，經常有家屬給他電話詢問消息。 他的71歲的母親姜翠云是失聯人員中其中一個。元旦將近，馬航失聯事件已經過去近10個月，雖各國動用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投入到搜尋調查工作，但仍未獲得實質性結論。

2014年12月22日，北京，家屬白拴富去往在順義空港物流中心馬航家屬接待中心的路上，路過首都機場收費站，他的心情就會低落。“每周都會從這里來來回回，只有一個念頭是希望我愛人能夠平安回來。”

2014年12月22日，北京，MH370失聯乘客家屬程利平的家中，斜陽透過窗戶打在她的婚紗照片上。她的丈夫鞠坤失聯之后，至今還沒有消息。

2015年6月30日，北京，馬航失聯乘客部分家屬聚會。失聯乘客家屬徐京紅的愛人在聚會中大醉如泥，他在微醺中重復一句話：“我想過正常的生活”。

2015年7月4日，北京，一家餐館里，部分失聯乘客家屬為張倩舉行生日會。在10年的時間里，生日會是馬航失聯乘客家屬們之間相互慰藉的一種方式。

2015年9月4日，北京。凌晨1時許，馬航失聯乘客家屬姜輝用兩個手機查看新聞。當日，法國檢察官宣布在留尼汪島發現的機副翼確認來自失蹤的航班MH370。姜輝英文不好，部分單詞必須考手機翻譯來幫助理解。

2015年9月4日，北京，凌晨1時許，馬航失聯乘客家屬姜輝騎著電動車在路口等紅燈。當日，法國檢察官宣布在留尼汪島發現的機副翼確認來自失蹤的航班MH370。姜輝因擔心另外一名家屬徐京紅喝醉出事，一直看到她熟睡，才從她家出來。

2015年10月18日，北京，馬航失聯乘客家屬楊露的結婚典禮現場。父親把她的手交給她的愛人。楊露的媽媽在失聯的MH370航班上。雖然缺少母親的見證，她也開啟了她的新生活。

2016年3月5日，北京，徐京紅媽媽的家里，墻上寫著菜譜，由于母親失聯很久沒用的瓶子上，都落滿了灰。

2016年3月8日，北京。當天為馬航MH370失蹤兩周年，乘客家屬前往雍和宮，為親人燒香祈福。

2017年1月6日，北京昌平殯儀館，徐京紅的爸爸病逝，最終也沒有等來他的愛人進一步的消息。在父親的遺體被送進火化爐前的一刻，徐京紅趴在父親的棺材上，沒有哭，也不說話。

2021年3月8日，馬航MH370失聯7周年，北京的一家律所的會議室里，部分家屬和馬來西亞、印度、澳大利亞的家屬在網上舉行視頻會，表達對親人的想念，也希望用這種方式呼吁重啟搜索。圖中右二是家屬胡家驥，現已去世。

2023年6月4日，北京，疫情結束之后，馬來西亞籍失聯乘客家屬納森來到北京與部分家屬見面。

2023年6月4日，北京，疫情結束之后，馬來西亞籍失聯乘客家屬納森來到北京與部分家屬見面。姜輝、徐京紅等失聯乘客家屬設宴招待他，每年3月8日，納森和馬來西亞的失聯乘客家屬都會舉辦一次媒體會，呼吁繼續搜索，納森也得到了中國失聯乘客家屬的認可和支持。

2023年11月23日，北京，失聯乘客家屬包蘭芳，家屬們都叫她包姐，生活里，她就像一個大姐姐那樣照顧這些家屬們。包蘭芳的丈夫胡家驥今年因為長期抑郁和其他疾病不幸離世。包姐一向視胡家驥如兄如父，在尋找親人的路上，胡家驥一向不說話，陪著包姐身邊，每月初一十五去寺廟上香。老伴去世之后，包姐孤獨一人在家中，又失去了一個精神支柱，常常聊著天就淚流滿面。

*除特殊標注外，文中所有圖片由受訪者提供;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題圖：2023年11月23日，北京，失聯乘客家屬胡秀芳。失聯的飛機掏空了她所有能量，9年多來，她每天都滿懷希望地為親人們歸來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