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遼寧省丹東市振興區保利三期小區發生一起煤氣爆炸事件，導致正在執行任務的振興公安分局的兩名民警一死一傷。同時在爆炸中失去生命的，還有55歲的鎖匠王立軍，他的顱腦和胸腹腔內臟器官受到現場爆炸沖擊而損傷，當場遇難。

王立軍的妻子王艷麗認為，丈夫是接到警方通知后才前往現場的，同時他又是在履行《丹東市鎖具技術開啟服務人員治安管理責任狀》(以下簡稱《責任狀》)、在協助警方處置事件時被炸身亡的，應視同“因公死亡”。因此，警方應按照相關標準對王立軍的死亡給予賠償。

然而，隨著申請國家賠償后的兩次行政賠償訴訟均被駁回，警方至今未出具爆炸事件的調查報告，王艷麗感到十分疑惑：究竟誰應該為丈夫的死承擔責任?

如今，因爆炸受損的房屋已經修繕完畢，事件中遇難的民警也被追記個人一等功。王艷麗卻在四處維權碰壁后，站在風中喃喃自語，“我丈夫的死，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幫警方開鎖遇爆炸，鎖匠不幸被炸身亡

王艷麗說，如果不是丈夫臨時讓她下車買菜，自己也許同樣會出現在遇難者名單上。2020年6月19日凌晨4點36分，一陣急促的手機鈴聲將睡夢中的王立軍和王艷麗喚醒。簡單通話過后，王立軍立刻起床，整理開鎖工具。

那是丹東市公安局110指揮中心打來的電話，在通話中，王艷麗隱約聽到對方說現場有煤氣泄漏，需要丈夫到場進行技術開鎖。這些年來，她總是陪著丈夫一起開鎖，早就習慣了這份隨叫隨走的工作。王艷麗說，丈夫開鎖速度快，經常協助警察行動，無論是抓人還是抓賭，他都隨叫隨到。作為妻子，王艷麗則負責給他拿工具，打下手。

由于“任務”緊急，二人來不及吃飯喝水，接到電話幾分鐘后便匆匆下樓乘車趕赴現場。從二人的住處到事發小區車程只需大約五分鐘。途中，丈夫讓王艷麗在菜市場門前下車，讓她去市場買點菜，這次就不用她去了。她還記得，丈夫臨走的時候囑咐說，“你買完菜在這等我，我干完活兒接你回去。”然而，王艷麗并沒有如期等到丈夫的歸來。

當天5時許，巨大的爆炸聲響打破了清晨的寧靜，同時也奪走了王立軍的生命。爆炸的中心是保利小區三期的一戶人家，旁邊的一處房間，樓體外墻被炸出了一個房門大小的窟窿，與之相鄰的十幾間房屋的窗戶也被炸飛，消防救援人員、醫護人員則從爆炸現場奮力搶救傷員。當天8時許，丹東官方通報這起煤氣爆炸事件，稱已造成3死4傷。

作為遇難者的家屬，事后王艷麗從警方處得知，涉事居民家中的女子王某因與家人發生矛盾，試圖打開煤氣自殺。王某的母親王某娟發現異常后報警求助，當王立軍將房門打開后，王某娟進入室內誤操作導致煤氣爆炸，而與王立軍一同在現場處置的花園派出所民警呂赫光也在爆炸中因公殉職，另一名民警韓煦則受傷嚴重。

丹東市公安局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中寫明：王立軍的死亡地點位于保利小區三期，其死亡原因符合因煤氣爆炸導致顱腦損傷、胸腹腔內臟器官損傷而死亡。

居民房屋得到修繕，鎖匠死亡未獲賠償

2020年6月19日當天，丹東市市長張淑萍在政府常務會議中通報了此次爆炸事件有關情況，并就做好事件應急處置及后續有關工作進行安排部署。丹東市區兩級政府及相關部門也迅速啟動應急預案，成立現場指揮部及相應處置工作組。

多位當地居民告訴奇聞事件記者，事發后，政府出面替居民修繕了房屋，其間因為需要投奔親屬或者租房居住，政府還給每戶居民每月6000元的住房補貼。有居民稱，自己在外居住了兩年多的時間，仍然領到了上述補貼。

而犧牲的民警呂赫光，則被遼寧省公安廳追記個人一等功。同年7月2日，民警呂赫光的送別儀式在當地舉行。那一天，丹東市民自發前來為英雄送別，當護靈車隊穿越市區，沿途私家車司機同時鳴車笛向英雄致敬。

這些，更加深了王艷麗要為丈夫的死討要說法的想法。王艷麗認為，釋放煤氣的王某及其家人生死未卜，目前無人知道去處，是否具有為王立軍的死亡承擔責任的能力尚無法確定。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丈夫是被警方召喚去開鎖的，警察理應為丈夫的人身安全負責。王艷麗表示，早在2007年，王立軍就與丹東市公安局簽署了一份《責任狀》，此后他多次收到丹東市公安局的指令，協助警方出警開鎖。開鎖結束后，費用也一直由公安機關支付。她認為，這份《責任狀》實際上是將鎖匠置于弱勢地位，“警察要求去，誰敢不去”，而警方明知道煤氣已經被打開，卻仍叫丈夫去現場，讓他和警察一起進入高度危險區域，這本身就是預判上的失誤，因此警方應該承擔責任。

在這份《責任狀》中，記者看到其中載明“市區鎖具技術開啟服務人員(6人)，經公安機關審核、備案、技術測試，確定為我市鎖具技術開啟專業人員，報市局指揮中心備用，隨時為市區內企、事業單位和廣大人民群眾上門提供鎖具安裝、技術開啟等服務。調用時按順序循環派遣，從業人員必須服從指令，聽從指揮，特殊情況因故不能前往必須說明原因。”在這份《責任狀》的落款，蓋有丹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隊特業科的公章，以及王立軍的簽名。

王艷麗說，自己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來源，彼時，兒子還在外面上大學，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家里的實際困難。此后，她多次找到警方，針對丈夫的善后賠償事宜進行協商，但警方始終回應稱，此事需要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無奈之下，王艷麗開始了訴訟之路。

調查報告三年未出，警方堅稱無責任

2020年9月，王艷麗向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分局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請求該局賠償王立軍喪葬費2.5926萬元、被撫養人生活費120萬元、一次性補助金103.704萬元等各項費用共計約231萬元。2020年11月，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分局作出《(行政)國家賠償決定書》，其中載明“公安機關違法行使職權造成侵權的事實不成立。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國家賠償案件程序規定》第二十五條一款第二項的規定，本機關決定不予賠償”。

對于上述結果，王艷麗無法認同，于是向丹東市振興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2021年4月，丹東市振興區人民法院一審駁回了王艷麗的賠償請求。王艷麗繼續提出上訴，2021年8月，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再次駁回了王艷麗的上訴請求，依然維持原判。

記者注意到二審期間，判決書中載明，雙方當事人就警方處置過程是否合規、王立軍在協助警方時的身份等問題展開辯論。

《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21)遼06行終110號》

王艷麗告訴奇聞事件記者，庭審期間，一審、二審法院未對警方現場采取的處警措施進行調查，也未對處置程序是否“科學、規范、得當、合法”進行調查。在二審庭審中，王艷麗一方提交了《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申請書》，申請法院調取“6·19爆炸案事故調查報告”。警方在回答法官問話時承認存在多部門簽發的事故調查報告，并承諾庭后一周之內提供。然而，警方始終未能提交這份關鍵的證據材料。王艷麗一方認為，警方作為行政機關負有舉證責任，但拒不提供本案關鍵證據“6·19爆炸案事故調查報告”，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今三年過去了，調查報告也沒有出具。”

而記者也發現，在一審、二審判決書中，確實并未載明有關王某娟的報警記錄、110指揮中心的出警任務安排電話記錄以及這起爆炸事件的調查報告記錄。

對于王艷麗一方的控訴，警方辯稱，因報警人王某娟誤操作引起煤氣爆炸，致王立軍死亡。警方違法行使職權造成侵權的事實不成立。王立軍是丹東市振興區亨通修配部的經營者，其身份不屬警務輔助人員的范疇，其提供開鎖服務是經營行為。根據相關規定，作出不予賠償王艷麗的賠償請求。

2022年1月，針對二審判決，王艷麗向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再審申請書》中提到，二審法院并未依職權調取“6·19爆炸案事故調查報告”這一關鍵性證據，程序違法。然而，2022年7月，王艷麗一方的再審請求依然被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

警方稱需逐級反映訴求，街道辦回應還得找警察

一位來自應急管理領域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對于這類煤氣泄漏事故(事件)的現場處置，首要原則是疏散現場人員。“無論是接聽電話、不小心碰到開關引燃煤氣，還是人與人之間相互摩擦產生的靜電，都可能導致爆炸。但這不一定是某一個人的過錯造成的，具體爆炸原因還需要查看調查報告中是否有載明具體情節，以便判斷過錯方。”該人士分析稱。

這份關鍵的調查報告，為何三年遲遲不見出具?日前，記者再次跟隨王艷麗來到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分局，希望獲取本起爆炸事件(事故)的最終調查報告，該局法制大隊一位陳姓民警告訴記者，該局不是此次爆炸事件的主要調查部門和存放調查報告卷宗的單位，因此他無法對上述內容進行回復，也無法給予協調調取該報告。

關于二審判決書中提到的“損失應當適度補償及其他救濟途徑”問題，振興公安分局花園派出所所長王海斌告訴王艷麗，家屬反映問題還應逐級反映，警方會在職權內幫助家屬進行協調，“社區上面有(街道)辦事處，(街道)辦事處上面有區政府，區政府上面有市政府，你讓他們逐級反映一下。”

無奈之下，王艷麗又來到了花園街道辦事處，此前已經多次接待王艷麗的花園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王強表示，事件發生后，當地政府確實成立了工作組，協調處置善后工作。由工作組內相關部門對受損房屋進行了統一修繕，并向在外居住的居民，每戶每日發放了200元補助。但是，隨著事件已經處理完畢，工作組已經解散。至于王艷麗提出的賠償要求，街道辦不便直接向上一級政府部門反映。面對處于尷尬境遇的王艷麗，王強認為，王立軍是受警方委托前往現場開鎖，后因爆炸導致死亡，賠償事宜還應向警方咨詢。

持續近2年的訴訟仍然無果，釋放煤氣的王某及其家人也已經不知去向，對于王立軍的意外死亡，究竟誰該承擔責任?兜兜轉轉的王艷麗站在寒風中，似乎又回到了2020年，她說，丈夫王立軍的離世，就好像從未發生過。

王艷麗告訴記者，下一步，她將向檢察機關提請抗訴，并申請政府信息公開，要求政府部門出具爆炸事故調查報告。

律師分析警方或應擔責，家屬可申請政府公開

記者注意到，由于鎖匠工作性質上的特殊性，這一群體在配合警方工作時遭遇不幸的案例已有發生。2014年，廣州荔灣警方在緝捕毒販時遭對方槍擊反抗，導致一名警員受傷以及幫忙開鎖的譚飛龍身亡。事后，廣州警方主要負責人對譚飛龍的家屬進行了慰問，并承諾將竭盡全力積極爭取政策，為譚飛龍的家人解決實際問題和困難。

針對王立軍在協助警方開鎖時身亡這一案例，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徐偉律師認為，這起事件的責任劃分，應依據官方最終的事故調查報告來認定。徐偉告訴奇聞事件記者，如果在調查報告中分析得出警方對王立軍的死亡結果存在過錯，承擔的是賠償責任，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八條的規定，由警方承擔賠償責任，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當考慮警方不履行的行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如果警方不存在過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也應當承擔補償責任：公民和組織因協助人民警察執行職務，造成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撫恤或者補償。由于警察代表的是國家公權力，配合和支持人民警察執行公務是公民的應盡義務，王立軍簽署《責任狀》也是履行義務的表現，同時因公受傷或死亡獲得撫恤或者補償也應當是公民的法定權利。

關于王艷麗在二審后申請上訴被法院駁回，徐偉律師告訴記者，王艷麗一方可以依法向人民檢察院就該事由申請抗訴或檢察建議。如果相關部門拒不出示調查報告的，王艷麗一方可以申請政府信息公開，或者就公開事故分析的訴求，依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向該部門提起行政復議，相關部門未作出答復的，可以在規定期限內申請行政訴訟。

北京安劍律師事務所李燕律師也認為，王立軍配合警方到一民宅開鎖，處置時遇到意外，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之規定，即使警方處置過程符合規范，也該擔責。同時，李燕律師認為，王艷麗還可向釋放煤氣的王某一方提起民事訴訟。根據《民法典》的規定，如果侵權人死亡的，侵權人的繼承人以所得遺產實際價值為限清償被繼承人的債務。如果釋放煤氣者、引燃煤氣者死亡的，其財產繼承人在繼承財產的范圍內對鎖匠承擔賠償責任。

此外，李燕律師指出，在公安機關實際工作中，有大量私人參與警察執行任務的情況，如治安承包、警方線人等等，由于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這些人員的身份，導致其法律地位不明確，如目前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規定，公民和組織對于人民警察執行職務應當給予支持和協助，公民和組織協助的行為受法律保護，而如何保護是沒有明確的，這就導致私人參與者的法律保障其實是缺失的，如果不幸負傷甚至犧牲，通常難以享受同等情況下在編警察享有到的撫恤和優待，所以，還是希望法律將這種私人參與警察任務的情況進行明確的規定，確保參與人的合法權利以及參與者在執行任務時程序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