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十年“阿拉伯之春”苦難的中東，從2020年開始，一些國家之間“和解潮”風生水起。中東迎來一個相對和平的新時代，?；?、復交、和解、發展是這個新時代的關鍵詞。特別是今年3月10日在中國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宣布同意恢復外交關系后，醞釀三年多的中東“和解潮”驟然加速。4月12日，一天之內，突尼斯與敘利亞復交，巴林與卡塔爾復交，令人目不暇接。素以戰爭、動蕩聞名的中東，似乎“忽如一夜春風來”，直到“阿克薩洪水”震驚世界。

從1991年巴以開始正式和平談判以來，美歐國家、國際社會、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均認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是阿以建交的前提。2002年阿盟峰會通過《貝魯特宣言》，把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作為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條件。

2009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提出，以色列可以擱置巴勒斯坦問題，先同阿拉伯國家建交，然后再處理巴勒斯坦問題，這被很多人認為是癡人說夢。但是，現在這個想法變成了現實。顯然，巴勒斯坦問題被國際社會邊緣化，是過去十年中東政治最大的變化之一。

當地時間10月10日，以色列國防軍最高發言人丹尼爾·哈加里少將表示，以軍已重新完全控制加沙邊境。以色列軍方還透露，批準再征召6萬名預備役軍人，預備役軍人人數將達到創紀錄的36萬人。

鑒于以色列軍方已明確建議巴勒斯坦人盡快離開加沙地帶，前往埃及，以方的“強有力報復”已呈箭在弦上之勢，不排除會對加沙展開大規模地面攻擊。

阿以緩和的長遠趨勢

依靠豐富的石油資源，海灣阿拉伯國家在地區政治甚至全球舞臺上長袖善舞。但是，阿拉伯世界整體上一直在困境中掙扎。

在中東，阿拉伯世界在人口、資源、國家數量上享有絕對優勢，1923年奧斯曼帝國解體后，中東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中東，特別是1979年伊朗受制裁后，非阿拉伯國家在中東政治中的影響有限。然而，1990年美蘇冷戰結束，阿拉伯國家失去蘇聯支持，只能幻想美國在阿以之間秉持公正、客觀立場。2011年后美國進入戰略收縮時期，阿拉伯世界陷入內亂，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國家快速填補真空，中東再也不是阿拉伯的中東了。

目前，敘利亞、也門、利比亞長年處在內戰中，伊拉克、黎巴嫩內部持續動蕩。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國家紛紛介入阿拉伯國家事務，反過來迫使阿拉伯國家重新站隊。

在阿拉伯國家內部，因對在美國、伊朗和以色列等問題上意見不一，阿拉伯國家被切割得支離破碎，矛盾錯綜復雜。在重要問題上，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形同虛設。傳統上，埃及、伊拉克、敘利亞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20世紀70年代后，沙特、阿聯酋、卡塔爾憑借石油經濟走近阿拉伯世界政治舞臺中心?，F在，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傳統大國則飽受戰亂、政治動蕩、經濟衰退，而沙特、阿聯酋等國家還不足以擔當公認的阿拉伯世界領袖。

更重要的是，經歷多年的革命、動蕩之后，多數阿拉伯國家仍未找到可持續的國家治理模式，現在的模式仍與“阿拉伯之春”發生前一樣。政治上，所有阿拉伯國家都采取“國家主義”，就是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發揮主導或控制性作用。經濟上，中東絕大多數國家的地租型經濟模式沒有改變。海灣阿拉伯國家等產油國是典型的地租型國家，非產油國也通過僑匯、援助等途徑分享產油國的石油收入。

目前，阿拉伯國家占全球人口的5%，卻占全球難民的50%。阿拉伯的政治雄心隨之衰落，阿拉伯“國族主義”漸行漸遠，阿拉伯人不再追求一個統一國家了，而是積極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此同時，種種跡象顯示“以色列威脅”在阿拉伯政治中的分量在減輕，阿以緩和成為一種長遠趨勢。

一方面，1967年戰爭以后，以色列沒有再在阿拉伯國家占領新的領土。2006年黎巴嫩戰爭以來，以色列沒有再同阿拉伯國家發生過戰爭。過去10年阿拉伯世界遭受內戰、動蕩、經濟衰退困擾，這些都與以色列沒有直接關聯。另一方面，1979年以色列與埃及建交，1994年同約旦建交，2020年底同阿聯酋、巴林、摩洛哥、蘇丹關系正常化。

盡管阿拉伯國家聯盟仍然堅持2002年的“阿拉伯倡議”，即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是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條件，但是22個阿盟國家中，已經有6個同以色列關系正常化，阿盟在這個問題上團結一致的口子被越撕越大。與此同時，2014年油價下降使阿拉伯經濟陷入困境，各國紛紛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積極尋求外資、技術。這種情況下，以色列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影響力特別具有吸引力。

2020年的新一波建交潮，讓阿盟的集體立場形同虛設，更多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不可避免。2023年，沙特同以色列的建交談判取得積極進展。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同埃及、約旦與以色列之間的“冷和平”相比，阿聯酋同以色列的建交可能是全方位的交往。2020年以色列光明節期間，估計有25000名以色列人訪問阿聯酋，在阿以關系史上是一個創舉。

巴以之間的實力差距越拉越大

目前，巴勒斯坦問題依然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問題，阿拉伯國家和他們的民眾仍然支持巴勒斯坦事業。但是，巴勒斯坦問題久拖不決，解決前景日益渺茫，阿拉伯國家的耐心也漸漸流失。近幾年的建交潮表明，阿拉伯國家將巴勒斯坦事業與阿以關系脫鉤，不再允許巴勒斯坦問題綁架阿以關系。1979年前，阿拉伯國家不惜使用戰爭手段保衛巴勒斯坦;后來，阿拉伯國家不惜使用政治、經濟和外交手段保衛巴勒斯坦;未來，阿拉伯國家可能只會使用道義手段保衛巴勒斯坦了。

1981年，在埃及與以色列建交兩年后，埃及總統薩達特被伊斯蘭極端分子刺殺。2020年，以色列先后與四個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出現街頭抗議，可見阿拉伯人對以色列態度的變化之大。顯然，巴以問題在阿拉伯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巴勒斯坦事業首先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事業，然后才是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的事業，這是中東政治一個重大的戰略轉向。

更重要的是，2014年以來巴以和談進入了死胡同，巴勒斯坦人的談判地位變得更加虛弱了。1993年奧斯陸和平協議以來，以色列的實力地位快速走強，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則不斷惡化，雙方實力對比的差距持續拉大。但是，國際上巴勒斯坦事業得到美、歐、俄、中等大國不同程度的支持，地區范圍內阿拉伯國家把巴勒斯坦事業置于阿以關系的核心，這讓巴勒斯坦獲得超越其實力地位的談判籌碼。

但隨著國際和地區形勢的變化，大國干預巴勒斯坦事務的熱情下降。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政府甚至撤回對巴勒斯坦的支持，一邊倒支持以色列。拜登政府適度修正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但也沒有把特朗普政府的親以措施全部退回去。美國對巴勒斯坦事業的支持減弱，會是一個長期趨勢。

2020年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建交潮表明，阿拉伯國家處理巴以問題的邏輯徹底轉向，從前是先解決巴以問題，再解決阿以問題，現在是先解決阿以問題，再解決巴以問題。巴勒斯坦人必須回歸現實，基于自己的實力地位處理同以色列的關系。權力與正義之間的錯位更加突出，政治進一步暴露出丑陋的一面。

同巴勒斯坦的處境相比，以色列的處境卻是不斷改善。歷史上，遭伊斯蘭國家孤立，受美國限制，以色列未能充分展現自己的實力，未獲得相應的國際地位。以色列具備成為地區大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在中東22個國家中，以色列是最發達的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軍隊。

但是長期以來，除保護事實上或想象中的自身安全、占領巴勒斯坦外，以色列極少卷入中東地區的政治、安全事務，未能發揮中東大國的作用。這是不正常的狀態，從實力看，以色列應當成為全方位的中東大國。

隨著阿以關系得到改善，美國放任以色列自由行動，以色列干預地區政治的空間大大擴展。同時，伊朗影響力在敘利亞、伊拉克擴張，以色列危機感加深;美國從敘利亞、伊拉克撤軍，讓以色列感到美國不再可靠，自主參與地區事務的壓力增大。

近10年來，以色列的外交、軍事行動越來越活躍、大膽。外交上，以色列公開同沙特談判建交事宜，商討遏制伊朗事宜;同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關系正?；?。軍事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伊朗、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國家進行過空襲，在伊朗境內進行過定點清除，同埃及在西奈半島舉行過聯合軍事行動。以色列似乎正在走向中東政治舞臺的中心，這恐怕也是阿拉伯國家、伊朗、土耳其必須面對的現實。因為以色列擁有這樣的實力，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研究院、前駐以色列大使英迪克曾表示，伊朗揚言要毀滅以色列，以色列則有實力(核武器)毀滅伊朗。

巴以問題逐漸成為“以色列問題”

表面上，繞過巴勒斯坦問題，在美國的斡旋下阿拉伯國家實現同以色列關系的正?；厦绹?、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共同利益，這是一件多贏的事情。甚至2020年以色列與阿聯酋、巴林簽署《亞伯拉罕協議》時，人們曾經懷抱一種美好的愿望：同阿拉伯國家緩和關系，最終能推動巴以問題的解決。

但實質上，巴勒斯坦問題繞不過去，它就像一顆“定時炸彈”一樣，隨時會破壞、影響阿以和談。2002年以來，巴以沖突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這兩年的大規模暴力沖突表明，通過阿以和平促進巴以和平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不僅如此，巴以問題正在或已經演變成一個困擾以色列的永久性難題。當然，巴勒斯坦問題也影響著阿拉伯國家，只不過影響沒有以色列大罷了。

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到1967年六日戰爭，巴以問題是一個“阿拉伯問題”，集中體現為三次阿以戰爭，焦點是以色列的生存權問題。阿拉伯國家屢遭敗績后，1967年阿盟峰會提出著名的“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談判、不承認以色列、不給予以色列和平。

從1993年奧斯陸和平協議簽署到2014年美國最后一輪巴以和談失敗，巴以問題則是一個“國際問題”，集中體現為有關各方提出一個又一個和平進程框架，焦點是巴勒斯坦獨立建國問題，當時美國、歐洲、阿拉伯國家投入大量政治、經濟和外交資源幫助巴勒斯坦建國。美國長期主持巴以和談進程，歷屆政府都曾提出各自的巴以和談方案，投入海量政治資源。2002年以來，聯合國、美國、俄羅斯、歐盟組成“中東問題四方”，集體調解巴以和談。

1994年至2017年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的援助達354億美元，其中歐盟占18.4%，美國占15.7%，沙特占10.5%。因為擁有廣泛的國際支持，巴勒斯坦獲得超越其實力地位的談判籌碼。但隨著國際和地區形勢的變化，大國介入巴以和談的熱情大幅下降，巴勒斯坦事業逐漸變成巴勒斯坦人的事業了。

從2017年特朗普放棄“兩國方案”開始，巴以問題成為一個“以色列問題”，集中體現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全方位占領、管制，焦點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問題，以色列肆無忌憚地封鎖、鎮壓、驅逐巴勒斯坦人。當巴勒斯坦問題在國際政治、阿拉伯政治中被邊緣化的時候，以色列卻越來越繁榮，巴以實力差距持續拉大。

一方面，以色列在地區政治中風生水起，外部環境空前改善。近兩年，以色列同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關系正常化，主持或參與多個小多邊機制，包括美國、印度、以色列、阿聯酋四方機制，以色列、埃及、阿聯酋三邊會談，美國、以色列、阿聯酋、埃及、巴林、摩洛哥六國外長會議，儼然站在了中東政治的中心舞臺。

另一方面，以色列明確反對“兩國方案”，不接受巴勒斯坦成為一個完整的主權國家，殘酷擠壓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巴以矛盾不斷激化，徹底解決的希望日益渺茫。

在國內，2018年，以色列通過《猶太國族法案》，確認國家的“猶太屬性”，把占總人口20%的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國族之外，徹底打碎了巴勒斯坦人追求平等公民地位的夢想。在加沙，2006年后以色列長期實施嚴厲的海、陸、空封鎖，制造出全球最大的“露天監獄”。在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以色列強化軍事占領，擴大猶太定居點，驅逐巴勒斯坦人。在巴以問題的歷史上，巴勒斯坦建國從來沒像今天這樣不切實際。

因此，盡管以色列占領、管理巴勒斯坦是非法的，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譴責，但這種可悲的現狀顯然會固化下去。目前，以色列國內的巴勒斯坦人有199萬，被占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有491萬，總計690萬。以色列的猶太人口約682萬，如何有效治理690萬巴勒斯坦人是未來巴勒斯坦問題的焦點。國際力量退潮，巴勒斯坦弱小、分裂，以色列擁有的既是巨大的權力，也是沉重的負擔，更是挑戰、陷阱和風險。

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搞緩和、和平，對巴勒斯坦人搞鎮壓、孤立，兩條主線嚴重沖突，不可能帶來持久、真正的和平?；仡欉^去70多年巴以關系的演變，1948年至1980年是以色列通過戰爭獲取國家生存權的過程;1990年至2016年是巴勒斯坦試圖通過談判建國的過程;2014年以來巴以再也沒有進行過和平談判，巴勒斯坦人主要通過暴力沖突同以色列對話。如今，沒有人知道巴以沖突的最終走向，正如1948年時沒人知道阿以戰爭的結局，1993年時沒人想象到巴以和平進程會得到今天這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