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他爹咔倒(摔倒)好幾次了，也沒發燒，誰知道是不是啊?”

“去打一針，打一針就好了!”

“俺今天開始進原里(地里)干活了，前幾天還被它給撂倒了嘞。”

……

如果這是一場關于農村經歷疫情的電影，我會把這些來自北方農村的話一句咬一句地作為毫無背景音樂的開場，在文藝上可能會取得先聲奪人的效果，但是在現實中，這些話的發出者身上，正在承載著疼痛、忍耐以及與病毒的種種抗爭。

2022年最后一個月的最后幾天，疫情考驗著村民們的身體，也考驗著農村基層醫療儲備和水平。大地一般地承受，就像他們無聲地經歷洪水、干旱等災害一樣，極盡辦法之后，默默地又開始了以往的生活。接受采訪時，村醫們還啞著的嗓子不僅代表著他們剛剛經歷過病毒的侵襲，更代表著他們曾在疫情高發期，用有限的儲備，在和一天百十號村民帶來的病毒貼身肉搏。

突如其來

12月10日，在北京的文潔抗原自測陽性。那時候周圍已經有不少陽性同事，她并不擔心自己，卻不由得擔心起老家的親人們。于是，文潔用外賣的方式“點”了一些藥物送到家。當看到一些藥顯示庫存就幾件時，她開始在家人群里提醒大家備藥。正好那天，在縣城照顧孫子的文潔媽媽因為核酸混陽，家里被貼了門磁。一天幾份藥送到，因開門次數過多，導致文潔媽媽受到了防疫人員的嚴厲批評，文潔媽媽又把這份批評轉移給了文潔：“俺自己啥藥買不到啊，用不著你千里遙遠地瞎操心。”

為了孫子的健康，文潔媽媽慎重地把酒精塞出門縫，對著外賣紙袋噴了又噴。又在門縫里把包裝扔掉，邊扔邊跟孫子嘀咕：“你說奶奶那一管里誰是陽性啊，是不是剛回來的大學生?要是傳染了可怎么辦嘞?”

文潔媽媽跟村里的很多老人一樣，他們不知道德爾塔、奧密克戎，也不知道什么毒株、什么變異，他們只知道這幾年籠罩在頭頂的這個病叫“疫情”，而叫“疫情”的這個病在2020年過年時是會死人的。

知道媽媽還在被嚴厲訓斥，文潔對媽媽受到的這份“保護”感到一點安心。就是推算著隨著返鄉潮，老家可能會在春節經歷疫情時，文潔因為又沒法回家過年而感到一些遺憾。

可是，哪里等到春節，還沒等文潔恢復味覺，文潔的爸爸就中招了。接著家人群里，表姐、堂姐、姑姑陸續出現癥狀。

每當下瓢潑大雨時，文潔的媽媽都會重復小時候的經歷：那年的雨像老天爺直倒下來一樣，眼看著河要決堤了，大家嚇得哭聲一片。洪水就要來了!于是家家開始生火，把一直不舍得吃的白面都烙成了餅。然后找一根長繩子，把一家人都栓在一起。就算被大水沖跑，也得全家人在一起。

這次疫情，就像那年的大雨一樣，來勢洶洶。

文潔雖然身在北京，但是她也在村里的小隊工作群里。粗略統計了一下，群里通知全員核酸、拉網式核酸、區域核酸等方式，從2022年4月份開始，村里共進行了近100輪核酸，從10月份以來幾乎每天或隔天就做一次。12月中旬開始，核酸變成了愿檢盡檢。有一天，文潔媽媽特意告訴她村里的核酸棚子拆了。

剛開始做核酸時，村里一些老人以為像查體一樣，所以早早地等著。等第二次做的時候，老人失望地對“捅嗓子眼”的說：“唉，上回你們啥也沒做出來啊……”防疫人員哭笑不得：“俺那大娘哎，做出來可就壞嘍。”

漸漸地，大家已經習慣了核酸。突然不做了，心里反而沒底了。“我聽說大城市都不管了，咱這里也不管了嗎?”“這要是不管了，跟瘟雞一樣，一下子‘撲棱’了怎么辦吶?”村里的人議論紛紛。

“最嚴重的時候是陽歷年前一個星期吧。一天能來百八十口子，咳嗽的、喘的、發燒的，從早到晚屋里吭吭咔咔的。”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辛集鎮東南莊衛生室的村醫徐鳳迎說。

文潔有位同學在一個縣城的政府機關工作，剛剛轉陰復工，疲憊地直搖頭：“我們還沒反應過來，只3天的功夫，整個政府大樓幾乎陽遍了。這不，我們體質好的人開始上班了，暈暈乎乎的，當務之急是研究元旦期間怎么保供。”

比東南莊大很多，劉莊子衛生室是為附近幾個自然村配備的，條件相對較好，有兩位醫生、兩位護士。因為村醫劉煥奎醫術較高，擅長中醫，有時候縣城的人也會排隊到他這里抓中藥。12月中旬開始，一周之內，這個衛生室就接診了近千人。人手不夠怎么辦?村里的兩個學護理和臨床醫學的返鄉大學生也加入了診療隊伍。接診強度極大，衛生室的6個人也很快發起高燒，紛紛累倒了。無奈之下，12月25和26號，他們不得不暫停接診。“不撐勁了，確實是不撐勁了。”劉煥奎說。

藥，藥，藥!

文潔給家里外賣點藥時，媽媽還說啥藥都能買到。可是還沒等門磁摘掉，縣城里什么藥都買不到了。文潔的姑姑還算幸運，買到了一盒退燒藥，雖然從沒聽說過那個牌子。退燒藥沒買足，于是亂七八糟的其他藥買了一兜子，仿佛買得越多，心里越踏實。文潔的妹妹曾經做過微商，說兒童版美林布洛芬混懸液早已經被炒到700塊錢一瓶。

縣城里很多沒有陽的，會選擇喝中藥預防，所以很多中藥店門口排起了大長隊。也有人轉發一些偏方，比如喝黃豆水。文潔的姑姑在有癥狀的第三天出現腸胃不適，文潔也搞不清楚是藥的副作用引起的，還是因為黃豆水喝多了。

“骨頭疼，肉也疼，骨頭和肉長不到一塊了。”12月22日，文潔的表姐明艷在群里說全家都發燒了，6歲和15歲的兩個兒子燒得直“打擺子”。明艷翻箱倒柜找出來一瓶布洛芬，可能是過期了，吃了沒管用。她在另一個鎮上經營一家快遞點，有人找她發快遞，她告訴客戶說自己可能陽了，發燒，先別來。那個人說他也陽了，順道給她送點安乃近，那個效果好。明艷說：“怪喜人的，挺好。送來的藥我們吃了，出了汗，燒得就不那么嚴重了。”但是明艷不知道，安乃近兒童不能服用。對此文潔很生氣，質問表姐明明很早就讓大家買藥，為什么不聽呢?“我這當媽的不合格，沒給孩子備藥。可是你不知道啊，要是想買10種藥，俺這里能有1種就不錯了。”

據村里醫生說，退燒、止咳、抗病毒、抗生素類藥品，是被嚴格管控的“四類藥品”，而且農村這幾年不讓任意接診發熱病人，所以村里人嘴里說的“藥社”，也就是村衛生室，應對新冠的藥非常有限。

“也不止我們這里缺，北京那些大城市不也缺?缺了就想辦法唄，病狀基本就是頭疼腦熱感冒發燒，沒有布洛芬和連花清瘟，那咳嗽就開點止咳的，頭疼開點止疼的，還有安乃近。”徐鳳迎說。

記者采訪了兩個村診室，情況大致如下：前期口服退燒藥不多，尤其高峰期，也就是12月20號到27號左右，是不夠的。相比口服退燒藥，衛生室的針劑還比較多，但是村醫們一般不給輸液，因為觀念有所改進，不像前些年輸液那么普遍了，除非很有必要并且病人強烈要求。這個“很有必要”就很難拿捏，因為要輸液就說明比較嚴重了，可是那些看起來很嚴重的，尤其是有基礎病的老年人，他們會比較慎重。“老年人難辦點，咱一看就知道看不了，就讓這老人趕緊去上邊看，別給人耽誤了。”所以相對來說，打小針的比較多。劉莊子基本不給病人打針，主要是讓大家吃藥，而東南莊打針相對較多。病人一般是一天打兩針，打個兩天，基本就能好。因為癥狀基本類似，頭疼、咳嗽、發燒，所以針劑主要是氨林巴比妥、小柴胡和林可霉素。

到12月底，上級衛生院開始調撥一些口服退燒藥，布洛芬一天能保證兩瓶(一瓶100片)。

文潔說，農村的疫情變化就像疫情來的時候一樣，一切都太快了。比如今天她還在為農村診所扎堆輸液和打小針擔憂，明天老家一些村醫可能就已用藥將高燒迅速逼退，讓很多人看似平穩地度過了險情。可是，長久來看這些藥的影響還不得而知。

一些不被關注到的事情

對一些北方農村的老年人來說，哪個冬天都不好過。可是寒來暑往，冬天不可阻擋卻又極為熟悉。村里的一些老人每年冬天看著不大行了，開了春就又旺相了很多。但是對于疫情，老人們無可奈何。

2022年的最后一天，文潔的小舅被大舅打電話從縣城叫了回來，因為文潔的姥爺劇烈咳嗽了幾日之后，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一整天了。姥爺沒發燒，還在發燒的小舅給他檢查了一遍身上，看到腿上有一塊淤青，才知道姥爺自己摔倒又爬起來了。88歲的文潔姥爺十幾年前得過腦梗，不會說話，行動也不便。他在哪摔倒的，又是怎么爬起來的，這個艱難過程無人知曉。

十幾年來，文潔的三個舅舅輪流伺候著文潔姥爺。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大家子要養活，能一天給做三頓飯、晚上陪著就很好了，尤其是二舅和小舅，從縣城到村里快30里路。可這一天三頓飯，把一個勞動力栓得死死的。文潔的姥爺愛吃餃子，文潔的媽媽這些年一有空就包餃子、凍餃子，然后騎幾十里的電動車送餃子。算起來，文潔媽媽已經送了幾萬個餃子了。

文潔說，在冬天，村里人取暖需要燒炭，但一些老人沒有這個能力，屋里屋外往往一個溫度，走進去很冷。

“可子女也沒辦法，他們也得干活掙錢，能抽空回來看看就是做得挺好的了。”辛集鎮干部于彬彬說。

村里當街空蕩蕩的，即便元旦那天墻根很暖和，也沒有老人待在那里曬太陽。

這些年村里走的老人多，和舅舅們同齡的人就總往文潔姥爺家里跑，來看看他們的叔，來和“換班”伺候的舅舅們聊天。

這些日子最大的話題毫無意外的就是疫情，和疫情下的老人。

劉煥奎說：“莊戶人，能忍就忍著。所以一些來看病的，都是子女看老人比較嚴重了。可是我們治不了，趕緊讓送上邊醫院。就算去，也不好說怎么樣了。”

確診高峰剛剛過去，重癥高峰卻還未知。“莊里的老人，不愿意麻煩子女，有的干脆就沒子女在跟前。元旦期間，我們鎮對有基礎病的、子女不在身邊的各種情況的老年人進行情況摸底。以前就有底，現在摸得更細。然后采購一些血氧儀什么的，為了轉移病人還準備了幾輛車。我們就跟他們小孩似的，子女沒空，我們就得多去看看。”于彬彬說。

農村醫療的短板在此次疫情中暴露出來。采訪期間，安徽省阜南縣龍王鄉鄉長劉曉妮發來一個鏈接，是某媒體一篇關于農村疫情應對的文章。她說：“分級診療很好，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人。譬如說村醫，年齡結構偏大，診療能力偏低，包括長久以來的治療習慣也有問題。”

當問及建議時，她的思路也很清晰：“目前需要統一一下應對方案。其實我們更關注醫療下沉，尤其希望能安排專家到基層指導，并開展巡診。通過這種共同參與、提前介入的形式，在實操中幫助村醫或者鄉醫提高診療能力。”

還有，就是關于目前重癥患者往上轉運的問題，她告訴記者，她看到國家也已經要求農村地區要擴大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院前急救的力量，特別是要求對每個鄉鎮衛生院和社區中心起碼要配一輛救護車，要把各個縣域的120急救系統納入急救系統，統一調度，并建立綠色通道，上級醫院能夠及時接收基層轉運過來的病人。“這些都很好。馬上春節返鄉高峰要來了，考驗還在前方。”劉曉妮說。

如若再追問，她就表示，此次疫情暴露的不僅僅是基層醫療方面的問題，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以及養老問題，才是個綜合性的大難題。

疫情是個考驗，暴露、放大了一些原本沒有被關注到的問題。12月29日，長期關注鄉村的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發文說：“大概而言，城市在疫情傳播達峰的時候，鄉村開始大規模流行;而城市處于重癥高峰的時候，鄉村則開始達峰。”算起來，農村的重癥高峰可能正在到來。

日子還得照樣過

年輕人的日子還得繼續過。尤其對于種地的人來說，那些等著下地的苗子、那些等著采摘的果實容不得人們休息。

沂南縣最大的農業品牌是榮獲“國家地理標志”的沂南黃瓜，而辛集鎮又被稱為“中國黃瓜第一鎮”，全鎮有黃瓜種植大棚4500座。其中兩座，就是文潔的姨，瑞霞家的。

發燒那天，瑞霞家的瓜苗正好送來了。瓜苗在小盤子里，一天不下地就蔫死了。栽到地里，澆上水，瓜苗就能活下去。

瑞霞也沒量自己燒到多少度。“話說回來，量了又能怎么樣?人蔫了，能咬牙，瓜苗蔫了就完了。”兩口子也顧不得那么多，文潔姨就穿一件線衣、一條單褲，在大棚里汗流了一身又一身。姨父的身體反應更特殊，穿著襖，在潮熱的大棚里卻出不來汗，還感覺冷得直哆嗦。不管冷熱，他們終于把瓜苗都栽上了。瑞霞和姨父說，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時，像死過去一樣。

“不管燒不燒，大家都是跟以前一樣，起來摘瓜、敞棚，騎著三輪去房莊子送瓜，下午蓋棚，一樣啊。”瑞霞說。過了一會兒她又補充：“還是有點不大一樣，以前一個十來米的草苫子我一抓就抓起來了，現在得抓好幾抓，沒勁兒。”

吃了安乃近的明艷又繼續在她的快遞點忙碌。想起11月17日，因為有外地來的陽性病例去她那里取快遞，導致全家被確定為密接而拉走隔離。那時候正好趕上“雙十一”快遞收發高峰，隔離結束后，明艷家的快遞堆成了山。明艷掙了命地干，才恢復原來的秩序。

此次全家感染，又趕上“雙十二”。明艷這次沒讓快遞堆成山，她知道快遞點此時就像“毒窩”，可躲也沒法躲，就跟顧客說明自己的情況，做好消殺，該發就發，該收就收。

雖然明艷累的時候總說她的活“不是人干的活兒”，但她好歹還有活干，她的弟弟明軒就沒那么幸運。這幾年因為疫情，開大貨車的明軒不僅活少了，還因為各地防疫政策總被卡住，所以去年干脆把車轉讓了出去。

后來他就到村里附近的殺鴨廠、殺雞廠干活。縣城附近這種廠子很多，不少年輕人在里邊干臨時工，干一天有一天的錢，拿計件工資。廠里比較忙的時候，像明軒這種有勁的年輕人，每天天不亮就去，干到晚上回來，好的時候一天能掙好幾百。但也不是長久的工作，不僅是因為吃的“青春飯”，還因為廠子的經營情況也不穩定，并非天天都有那么多活等著去干。

沒活的時候，已經有兩個孩子的明軒就像熱鍋上的螞蟻，焦慮不已。可是迫于疫情，這幾年他也不敢貿然出去打工，因為據他了解到的信息，外面的很多工作也不穩定，可能說沒就沒了。最近他正在琢磨，等這一陣子過去，情況應該會好些，到時候再去看看外面有沒有什么更好的機會。

其實也不止明軒，村里很多打工的年輕人也都在這幾年遭遇了諸多變化，甚至是停滯、打擊和倒退。文潔說這次疫情把他們都燒得紅紅的，希望能像鳳凰浴火一樣，很快重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