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人來說，考公的目標從高考前就已經確定，上大學后，每拿下一場考試、獲得一張證書，離那個目標就近一點，安全感就更多一分。但在如今一年比一年激烈的競爭中，上岸成了一個概率游戲，必須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為了拿到鐵飯碗，很多考生開始全國巡考，輾轉在各個城市參加省考、選調生考試、事業編，這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一個被視為掠奪稀缺資源的神秘組織——山東巡考團。

哪里上岸，哪就是家

“你能不能提前來北京陪我?”對閨蜜說完這句話，趙夢在電話里哭了。

一年前，研三的趙夢以筆試第三的成績進入了國考面試。單位要求面試前必須隔離滿14天。加上專業能力測試，她提前20天就從老家坐火車趕到北京。深夜，趙夢聽見酒店暖氣管里嘩啦啦的水聲。半夢半醒的時候，她還以為自己正在山東老家的海邊。也是在這個時刻，她理解了考公成功為什么叫“上岸”。這意味著在此之前，每個人都將身處湍急的水流中。

上岸，是一場殘酷的淘汰賽。趙夢畢業的2021年，國考有超過157萬人報名，而最終錄取人數只有2.57萬人。換句話說，每個上岸的人平均要甩開57個競爭者。此后兩年，國考報名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加，2022年到了203萬人，2023年攀升至260萬人。

今年33歲的青島人林清瀾是第一回參加國考，最終行測72.8，申論60分，總分132.8。但她報考的崗位最低面試線是139.3分，“這意味著最終上岸的筆試成績，起碼在145分左右”。而在一年前，面試分數線只有125.1分。

競爭激烈程度不斷提升，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巡考”的行列。除了國考之外，全國各地公務員省考、選調生、人才引進同樣是搶手的機會，只要考試時間不沖突，又符合崗位報考資格，巡考人在不同的城市輾轉，把能考的都考一遍，提升命中的概率。

這些全國巡考的畢業生被叫做“考碗族”，但“碗”和“碗”之間也有鄙視鏈。比如在最熱衷公考的山東考生眼中，能考上國考和山東省考，就是金飯碗，考到東部沿海地區的其他省、直轄市的公務員算是銀飯碗，考到事業編起碼是鐵飯碗。

23歲的林寧全職巡考了一年，才捧上了事業單位的鐵飯碗。但2天之后，他就把手機屏保換成了“開卷有益”，開始在職備考明年的公務員考試，“事業編還是沒有公務員香”。

每一個“飯碗”都標著不同的價格。報名費、交通、住宿、飲食，每一項都得花錢。對想要參加巡考的人來說，攢錢是第一步。

趙夢的家底是靠自己“卷”出來的。研究生三年，她連拿了兩回一等獎學金，攢了大幾千元。但即便這樣，她還是特意選了考點附近的無窗房，因為公考臨近，價格漲到260元一天。這意味著來北京這一趟，光住宿費就得花掉5000多元。

同樣參加巡考的還有王瑋凡。從大二開始，她就為考公攢錢。同學在喝30多塊的喜茶，王瑋凡實在嘴饞了就泡茶包兌牛奶。她相信從生活費里省下的“六便士”，能讓她看到更美的“月亮”。

真的開始巡考，王瑋凡依然省吃儉用。3個月前，江蘇省考前一天，冷風里排隊2個小時核酸檢測之后，王瑋凡終于到了旅館。床單被罩都是灰色，馬桶像是很久沒洗，有一圈淡黃色的印子。她沒想到，自己考前做的第一個準備是刷馬桶。但她很快說服自己，“一個晚上40元，就別要啥自行車了”。

這是她第一次離家“巡考”，第二站的廣東省考和接下來的深圳市考的時間相隔太久，為了省錢，她在附近的順德訂了酒店。父母念叨著“窮家富路”給她口袋里塞錢，王瑋凡想起父母接近60歲的年紀還在老家曲阜的工廠打工，就沒法伸手。她并不是個例。王瑋凡的大學舍友為了省錢，干脆選擇住在鎮江，趕第二天的早班火車去南京參加省考。

每當各個省考時間落地，巡考大軍們就馬不停蹄地規劃路線、定車票、挑酒店，只要多考兩次，整套流程就能形成肌肉記憶。而在有限的預算下，去哪里考試就成了最重要的選擇。

趙夢和王瑋凡的判斷思路完全一致——考的地方，要么離家近、要么經濟好。除了國考、山東省考一定要參加之外，隔壁江蘇省考、天津市考、廣東省考都得試試。她們并不像外界流傳的那樣，把巡考當成模擬題來練手，而是全力以赴朝每個可能的彼岸奔跑。留在老家固然不錯，但能到沿海城市定居也算是“階層躍遷”了。作出這些決定的女孩都有重頭開始的氣魄，“哪里上岸，哪就是家”。

而真走上巡考的路，比起物質匱乏，孤獨感更讓人難以忽略。

趙夢住的酒店隔音差，晚上除了暖氣管的聲音，還能聽見隔壁房間的人打呼嚕，想著前途茫茫，她開始失眠。睡不好就算了，吃得差成了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期間，她不敢點外賣，酒店附近的餛飩攤連著吃到第十天，趙夢突然覺得自己“被扔在了一個陌生的城市”。她不敢跟父母傾訴，只好打給原本幾天后要到北京考公的朋友。

她以為自己并不委屈。但電話接通的瞬間，她哭了。

只能考第一

趙夢沒想到，自己最終在天津上岸。

她填報的崗位，只錄取4個女生，她筆試正好第4，涉險過關。為了這個結果，她付出了100%的努力。從夏天開始，她每天7：50準時到圖書館門口，確保占到有電源的位置，晚上9:30關門后，她回宿舍要再做一套真題才睡，每天學習時間接近12個小時。

在粉筆網上，她刷題數量接近2萬道。但她覺得自己遠不算最努力的，甚至“連第一梯隊都排不上”。為了互相監督，她和30個準備考公的朋友在番茄App里建了線上自習室，軟件記錄了每個人斷網學習的時間，然后由高到低排名。在這個排名里，趙夢從沒排進過前20，“我每一天都是倒數”。

趙夢有時候也覺得恍惚，都說公務員低競爭、穩定，但先決條件竟然是要通過競爭烈度殘酷的公考。幾乎每一個人都反復強調，公務員是選拔考試，而不是合格性測驗。分數在這場選拔中的價值不是絕對的，有的人考130分就能上岸，有的人145分還是落榜。“說白了，分數線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崗位)第一名。”命運的鑰匙似乎握在競爭對手的手里，沒有人敢停下來。

所有人的情緒都被刷題的分數牽動。趙夢自認是考試型選手，越到大考越是興奮。但在考試前還是跟父母大吵了一架，準確地說，是她把父母數落了一頓。起因是什么她已經全忘了，只記得自己一觸即發的精神狀態。“太害怕面對失敗了。”她反復說了兩次。

這種競爭甚至會改變友情。趙夢的朋友在和她報名了同一個崗位之后，漸漸不怎么和她聊天了。聊備考進度、練習面試的時候也都躲著她。有一次，趙夢看到她在圖書館樓梯上大哭，想過去安慰幾句，結果對方看到她掉頭就走了。后來，共同的朋友告訴趙夢，對方幾次刷題的成績都不如她，心里難受。

能在幾十個競爭者里考第一，這個概率總歸還是太小了，考生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

在濟南即將畢業的李婧凝國考面試落榜之后，獲得調劑到外地監獄的機會。聽到獄警這個崗位，她放心了很多。一來，她原本就是警校畢業，不發怵見穿警服的面試官;更重要的是，她覺得這個工作地點會勸退一批潛在的競爭者。但很快，她就發現自己的“幼稚”。最終，進入調劑階段的30個人，每個人都出現在了面試現場。

在外省人眼中，山東巡考團就像一個掠奪稀缺資源的神秘組織，以超強的考公戰斗力，搶走了很多外省的職位，把地獄模式的競爭內卷擴散到了東部沿海其他省市。在面試登記表寫下身份證號省份代碼“37”之后，趙夢立刻聽到后面的考生倒吸了一口冷氣。她明白對方在害怕什么。

事實上，巡考團很早就有了。林清瀾10年前大學畢業的時候，幾乎每個大學同學都愿意試試巡考。但在2013年，很少有人會把公務員當成唯一的彼岸，那時4G剛剛興起，移動互聯網用戶數突破5億，互聯網浪潮正帶著大把的機會席卷而來，用林清瀾的話說，“選什么都是正確答案”。

現在不一樣了，鐵飯碗的穩定和安全感，沒有工作能替代。

“回家當孝女”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相比起階層躍遷，穩定才是更好的努力方向。對他們來說，考公就是最優解。

學新媒體傳播的王瑋凡說，自己整個專業的人都在巡考。在此之前，她在濟南一家MCN機構工作了一段時間，主要工作就是運營主播、剪輯短視頻，工作時間和互聯網大廠一樣996，但月薪只有4500元。每天領導都要復盤數據，一旦播放量沒有超過20萬，王瑋凡就得面對一連串的質問。

她也看到過領導從副總裁辦公室出來后慘白的臉，她知道“職業壓力是層層傳導的”。而她唯一排遣壓力的方式只有吃。短短4個月時間，她胖了將近30斤，這直接讓她患上了多囊卵巢綜合癥。

直到做出播放量超過200萬的新冠科普視頻，她才終于下定決心離職。當時領導表揚了她，但因為視頻不涉及商業轉化，最終獎金只有50元。王瑋凡聽完，實在忍受不了，撂一下一句，“我要辭職回家當孝女”，就離開了公司。

她也出去闖過，但最終她還是更想回家，成為一個穩定、體面的公務員。

寧可自己在北京隔離20天的趙夢，很早就把公務員當成是理想的工作。從大二開始，考研、入黨、成為學生干部，每一步都在為這個目標努力。最難的還是拿到一等獎學金，學院里每個人成績都很好，功夫就得下在校內活動、學科競賽上。只要有空，英語朗誦、辯論隊活動，趙夢都愿意參加。200人的學院，最終只有4個人拿到了獎學金，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覺得自己像是為了過冬儲備橡果的花栗鼠，每拿下一場考試、獲得一張證書，離那個目標就近一點，安全感就更多一分。

每次回老家，趙夢還能從街坊鄰居嘴里聽到父母對她的贊美，說她從不讓大人操心。這些話，父母從來沒有當著她的面說過。

李婧凝看到獄警也有那么多人競爭后才回憶起，高考的時候她也想過考山東省的警察學院，這本來是一個二本院校，但因為畢業通過相關考試后就有機會留在體制內，所以在省內的分數線和211一致。李婧凝當年考了520分，接近一本線的成績，“報警察學院的專科都錄不上”。

原來在山東，有那么多人從高考前就已經開啟了自己的考公之路，到最后，不管你是上了清華北大，還是本省二本，不管你在北上廣闖蕩過，還是一畢業就留在老家，兜兜轉轉最后大概率殊途同歸，就是考公。

在山東，公務員確實是最好的選擇。除了旱澇保收之外，也因為其他的職業選擇實在太少。和人口與經濟體量相比，山東中小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數量很低，能提供的市場化工作崗位數量和薪資都很少。

2019年，山東省每萬人口擁有私營企業77.4戶，低于全國92.1戶的平均水平，分別比廣東、江蘇少66.3戶、105.3戶;每萬人口擁有個體工商戶320.8戶，低于全國326戶的平均水平，分別比廣東、江蘇少54.1戶、157.1戶。而民營企業15強也集中在石化、鋼鐵、紡織等制造業領域，大多都是國企。但凡想有個體面點的工作，進體制，幾乎是必然。

但也有一些人是被動卷入了這個評價體系。

23歲的林寧參加巡考完全是為了完成家人的期待。他從來不是那種討父母喜歡的男孩。平時不愛說話，大學只考上普通二本，沒有考研，工作也不在山東。為了考公的事，林寧一度和父母的關系非常緊張。在他辭職、又和伴侶分手之后，為了緩和家庭關系，他開始“報復式”的復習公考。2021年底～2022年底，一年時間，他參加了10場公務員考試，甚至把微信簽名改成了“只要考不死，就往死里考”。

女性也不能逃脫這個標準。林清瀾從北京的互聯網大廠離職以后，只要回到老家，幾乎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會用同樣的一句話敲打她——“你都這么大歲數了還在北漂，什么時候才能找一個正經工作。”對于山東老家的親人來說，除了醫生、老師、公務員之外，剩下的工作都算打零工。

這時林清瀾第一次意識到，33歲，很多可能性已經消逝。35歲是大多數地區公考報名年齡的上限。2年之后，父母眼中穩定、體面的正經工作就將永遠把她排除在外。最終讓她下定決心的是一個親戚的質問：“你念書的時候成績那么好，工作了怎么(自我放棄)成這樣?”

她心里不服，考就考，“我肯定考一個崗位第一給你們看看”。

永遠有下一張考卷

趙夢還記得公布最終分數那天，自己比考研還要緊張。她把手遮住屏幕，想從筆試的分數一點一點往下看，沒想到直接看到了排名。筆試壓線，最終靠面試成績逆襲成了崗位第二，盡管還有體檢和政審環節，但絲毫不妨礙全家人都沉浸在上岸的喜悅里。

“我閨女真爭氣!”趙夢媽媽連著說了兩次。

直到這個時候，趙夢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停靠的彼岸和碼頭，是一個遠離父母的地方。從此之后，她要開始全新的生活。

在迎接新生活之前，她早就打聽了工作單位的情況。公務員的生活并不像傳說中那樣清閑。相反，因為基層工作繁雜，她有時候一個人得干三個人的活。最讓她頭疼的事情是“下社區”。一開始聽到這個名詞，趙夢以為是做反詐、普法宣傳，到了才發現是在太陽底下撿垃圾。

加班、風吹日曬，趙夢都沒有怨言。可對家的想念不僅沒有逐漸消散，反而越來越濃。她開始動起辭職的念頭。一開始，父母還曉之以理，試圖勸她既然有機會拿到直轄市的戶口，能為下一代爭取更好的教育資源，就不能輕易放棄。一個月之后，只要趙夢在電話里一提“家”這個字，父母就立刻掛斷電話。

她還沒有做好離開家、成為大人的準備。不論是高考、考研、巡考公務員，對趙夢來說，都只是一次次考試。她相信“拿高分是學生的天職”，但沒有意識到每一張考卷都決定了她未來的人生走向。上岸之后，面對一張更大的考卷，她已經無力去鉆研了。

備考的半年里，趙夢常常在日記本里寫同一段話：

備考就像是在黑夜里洗件衣服，沒有光，你也不知道自己洗干凈了沒有，只能一遍一遍地洗;走上考場的那一刻，燈光亮了，你會發現只要你認真去洗過，衣服就會光亮如新，你都會想起曾經黑夜里的那段歲月。

趙夢寧可回去，至少這條路她是再熟悉不過的，遇到問題，再考一次。

但林清瀾不愿意再想起那些“黑夜”。以6.5分之差和面試線擦肩而過，她承認自己低估了考公的難度。在考試前，她判斷135分就有機會進入面試，“行測75，申論60還能努努力”，但今年145的分數確實嚇了她一跳。“突破我考試能力的天花板了”。

林清瀾的家人還遠沒有放棄。有的親戚讓她試著報考分數低一些的郊區崗位，“找機會再往市里調”;有的讓她同時把事業編也考起來;最讓她震驚的是爸爸的提議——35歲之前不要找工作了，家里養你到上岸、不能考公為止。

距離這個分界線還有2年，沒有焦慮是不可能的，但林清瀾還是決定結束考公之旅。比起在黑夜里洗一盆衣服，她還是更想回到那片未知的水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