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關注“天價彩禮”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對此問題進行治理。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再次點名高價彩禮現象，強調“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高價彩禮”長期存在，且較難統計監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黨支部書記、副所長、研究員李佐軍曾經采用大數據方法對“高價彩禮”現象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對“高價彩禮”進行綜合治理勢在必行，建議對癥下藥，為落實“三孩”政策掃清一個主要障礙。

“高價彩禮”是一個須引起重視的普遍性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基于大數據的分析，全國各地彩禮金額情況如何?

李佐軍：“高價彩禮”一般嚴重超過普通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往往帶來“因婚致貧”或“因婚返貧”、增加結婚成本、引發家庭矛盾甚至惡性事件、惡化社會風氣等問題。但“高價彩禮”屢禁不絕，已成為一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普遍性問題。

收取彩禮是全國性現象。大數據分析顯示，2000年以來，全國約有超過79%的婚姻收取彩禮，山東以超過89%的比例成為最流行收取彩禮的地區，河北、廣東、安徽、甘肅等省收取彩禮占比也較高。直轄市彩禮收取占比均較低，上海占比37%，為全國最低，天津、重慶和北京的比例分別為66%、56%和51%。新疆、青海、海南、西藏等偏遠地區的比例也較低。

收取彩禮金額較大。大數據分析顯示，“10萬元”在所有彩禮金額中出現頻率最高，占比約為11%，其次是“2萬元”和“5萬元”，占比分別約為10%和8%。除此之外，還出現了較多百萬級高價和88888元、66000元等“吉利價”。綜合看，當前彩禮的全國均值約為7萬元，浙江以約22萬的平均值高居第一，福建、黑龍江、江西、內蒙古、山西等地區也較高，海南、西藏等地較低，約為1萬元。獨生子女群體的彩禮金額平均值約為78000元，明顯高于非獨生子女群體約56000元的水平。

“附加彩禮”較為普遍。大數據分析顯示，男方除了要以現金或存折方式贈與女方“直接彩禮”外，往往還要以實物形式贈送女方“附加彩禮”。其中，約75%的贈送珠寶首飾，約43%的贈送房產，約41%的贈送家用車，贈送名貴煙酒、家電、家具的也較多。這些實物價值往往較高，甚至比“直接彩禮”高出多倍。按照當前我國農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計算，彩禮總金額要花費一個家庭5年以上的積蓄。同時，約有64%的彩禮金額是由女方家長確定的，婚后彩禮的70%也由女方家長支配，只有30%返贈給新婚家庭支配。這顯然增加了男方原家庭和新婚家庭的經濟負擔。

男女雙方對待彩禮態度差異較大。大數據分析顯示，61%的女性看重彩禮金額的多少，只有15%的男性認為金額多少很重要。合理的彩禮金額男性傾向于1萬元到5萬元，女性傾向于5萬元到10萬元。近一半男性認為彩禮是一種應摒棄的陋習，而超過63%的女性認為彩禮是男方誠意的體現。男女雙方對彩禮迥然不同的態度，導致因彩禮談不攏而分手的情況十分常見，甚至引發家庭矛盾或嚴重的惡性事件。數據顯示，超過40%的家庭因彩禮問題發生過矛盾。

造成“高價彩禮”問題的四個重要原因

中國經濟時報：產生“高價彩禮”現象的原因有哪些?

李佐軍：農村男多女少是彩禮坐地起價的重要原因。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男性人口總數為72334萬人，女性為68844萬人，全國總人口性別比為105.07(以女性為100)。盡管與2010年相比，全國總人口性別比下降了0.13個百分點，但男性人口仍然超過女性人口3490萬人。此外，伴隨著快速城鎮化，大量進城務工農村男青年因能力和收入限制，很難在城市安家。

彩禮非經濟傳統功能被經濟功能取代。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彩禮的主要功能是婚姻關系確定的表征和雙方情感的表達。但隨著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受“等價交換”“金錢至上”等思想的影響，彩禮的傳統功能逐漸式微。大數據分析顯示，目前相當一部分家長認為彩禮是多年養育女兒的經濟補償，有的被作為女方兄弟結婚的重要經濟來源，還有一部分獨生子女家長認為目前新農保基礎養老金偏低，要通過多收禮金來彌補。

攀比心理和享樂歪風推高了彩禮金額。很多人把高價彩禮看成是必須爭取的“面子”，這種非理性的攀比，不斷推高了彩禮的金額。同時，當前部分80后、90后年輕人，對生活品質要求較高，吃穿住行用都要追求最好，不愿意一步一步地去共同奮斗，而希望結婚時“一步到位”。

法律法規和村規民約的剛性約束力度不夠。盡管《民法典》和相關法律法規明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但不夠具體，在彩禮合理范圍的規定、彩禮主體資格的確定、“因婚致貧”的解釋等方面存在盲區，導致“高價彩禮”受法律的約束力不夠，發生糾紛時還存在依據現有法律條款難以處理的問題。同時，雖然較多地方村規民約明確反對“天價彩禮”，但缺乏相應的懲戒措施，很難起到約束作用。

加快建立和完善“天價彩禮”綜合治理機制

中國經濟時報：您對扎實開展高價彩禮治理有哪些建議?

李佐軍：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綜合治理的監督約束機制。完善生育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并堅決執行有關禁止非法進行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維護出生人口性別比平衡。盡快在法律法規層面明確收取彩禮的規則，破除彩禮與婚約的依附關系。鼓勵和支持各地將禁止收取“天價彩禮”納入“村規民約”，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充分發揮村民的監督作用，建立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約束、自我凈化的良性機制。

推廣婚俗改革試點經驗，構建綜合治理的長效機制。擴大婚俗改革試點覆蓋面，取得經驗后加快向全國推廣。鼓勵各地婚姻管理部門綜合分析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歷史文化特點等，建立彩禮費用分區域指導性限定機制和高價彩禮征信制度。針對未婚青年故意抬高結婚籌碼、為婚后奠定財產基礎的“啃老”行為，加強教育引導，從源頭予以制止。探索對民間普遍存在的“媒人媒婆”行為進行監管，依法嚴厲打擊“婚霸”“媒霸”逼婚、哄抬婚價等行為。

提供服務和保障，形成綜合治理的激勵引導機制。加快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適當提高新農保基礎養老金標準，加大中央財政對中西部地區新農保基礎養老金的投入力度，把對婚姻和新婚家庭的支持作為東西部定點幫扶的重點項目之一，解除部分家庭嫁女的后顧之憂。制定為響應“零彩禮”號召的新人提供就業崗位和創業支持的政策。鼓勵婚姻服務類社會組織，優先為“零彩禮”婚姻提供更多公益性專業服務。

深入推進移風易俗，完善綜合治理的文化引導機制。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保證中央推進移風易俗的決策部署落到實處。開展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低俗婚鬧、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的綜合整治。大力推廣集體婚禮、紀念婚禮、慈善婚禮等特色突出、文明節儉的現代婚禮。利用多種渠道，積極宣傳“零彩禮”家長和家庭典型。發揮基層紅白理事會等群眾性自治組織的作用，倡導文明婚俗，對陳規陋習進行制止和規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