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捉迷藏一樣，妹妹小芳嘻嘻哈哈四處躲閃，小芬怎么也追不到，“她像一個魔鬼”。突然，一輛紅色大貨車撞向小芬，一開始只是車身，最后輪胎直接碾過她，她的腦袋碎了。

小芬驚醒，確定這只是夢。再有一個多禮拜，妹妹就要再婚，類似的噩夢又開始困擾小芬。

小芳始終是她的噩夢——10歲那年，她離家出走，一開始躲到鄰居家的閣樓上，后來跑去鄰村豬圈里;一次次地她被從高速公路上、山里，甚至鎮上找回。被找回的小芳總是衣衫襤褸，還有兩次回來后，懷了孕。

按照醫學上的評判標準，小芳屬于智力二級殘疾，智商相當于6到8歲的小孩，直到小學二年級都不會寫字，被要求退學回家，她的認知能力也停留在了那個時候。如今，她28歲，結過一次婚，生過一個小孩，打過一次胎。

墮胎后，小芳被送回了娘家，婆家提出過離婚，但不愿意支付她父親要求的1萬元，便一直沒辦手續。六七年后，家人又替她物色好了下一任丈夫，婚期定在了9月16日(農歷八月初二)。在父母和親戚們看來，小芳必須再婚有著絕對充分的理由——女兒大了一定要出嫁，沒有留在娘家養老的傳統;這會壞了風水，影響弟弟的婚事;嫁了人，生了小孩，才有人給她養老，更何況她原本就有智力障礙。

但小芬知道妹妹不想嫁。在上一場婚姻中，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離家出走。

“她活在這個世上，好像沒人能保護她，給她庇護。”作為長姐，小芬決定趕回老家——一個位于江西贛州西部的小山村，要么阻止婚事，要么帶妹妹“出逃”。

9月9日，她請了一個禮拜假，坐上了早上七點從廣州回贛州的火車。

阻止未果

這次回家前，小芬試圖阻止過這段婚姻。

先是在訂婚當天，她坐在廣州的一家小飯館，挨個給親戚們打視頻電話，邊哭邊勸，一直打到飯館老板出聲喝止，從中午“鬧”到晚上十點多，哭得耳朵生疼、聲音嘶啞。電話里，小芬歷數了小芳在上一段婚姻中遭遇的不幸，在她的認知里，妹妹這種情況，“嫁過去只會被當作性資源和生育工具。”

電話這端，小芬幾近歇斯底里;另一端，家人們只是不斷強調“那家人很老實”，“嫁過去她出走了就是他們的責任”，“你爸媽老了，不可能照顧她一輩子”。

到最后，父親劉貴濤丟下一句，“那就不嫁，留在家里最好”。電話兩頭，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與父親，甚至整個家族的對抗，是小芬長到30歲以來最大的一次反叛。

她是家里的長姐。在這個贛西小山村里，生男孩幾乎是每個家庭一定要達成的目標，而作為女孩，似乎理所應當多干活，照顧弟妹，孝敬父母。這些不成文的規矩傳了一代又一代，小芬也就眼看著家里一胎接一胎地生，直到第四胎，終于得了男孩。

小芳是老二，生下來幾個月，還跟小貓一般大。她發育也慢，上小學了牙都沒長齊，二年級了還不會寫字。家人都說，是小時候給她喝的奶粉太濃，“把腦子燒壞了”。

小芳出生后，父母為了躲避計劃生育，去了廣東，一邊打工，一邊繼續備孕。姐妹倆人成了留守兒童，住在一間小平房里，電燈壞了，晚飯后摸黑溜進去睡覺;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小芬就做好飯，帶著妹妹，背著飯盒，翻過山路再跨過一條河，一起去村小上學。晚上回家，小芬還得輔導妹妹的功課，可怎么教她都學不會，小芬氣得直哭。

初中時，每到寒暑假，小芬就開始幫忙帶孩子，一早起來邊做飯邊給弟弟妹妹喂奶粉，下午給他們洗澡，“就好像已經當過一次母親了”。再往后，她有了獨立經濟能力，也總想著為家里付出——給小芳買手表手機，帶母親做白內障手術，承擔弟弟高中三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在家族中，小芬總是那個最乖、最懂事的孩子。她還是村里至今唯一一個女大學生，考上大學那年，家里風風光光給她擺了酒席，辦了升學宴。

基于長姐的角色，她知道自己這個時候必須站出來替妹妹說話;同樣基于對父親的了解，她清楚他不可能輕易退婚。于是她開始尋求“公家”幫助——找村干部解決問題。她告訴他們，“如果不管我妹，她可能會成為下一個鐵鏈女。雖然不太可能被囚禁，但被男方和當地村民侵犯的概率還是很大”。

她還拿村里同樣患有智力障礙的玉萍媽舉例。玉萍媽婚后也經常離家出走，最后一次出走后，沒人再去找她回來，至今不知所終。玉萍媽是被人撿到，收了1萬多元介紹費“嫁”到村里來，丈夫也是智力三級殘疾，倆人生了兩兒一女，都患有智力障礙。

這次“反映情況”后不久，村干部給小芬發了一張她家堂屋的照片，表示已經去過了。

小芳還是得嫁。8月上旬，婚期定了下來。雙方家里決定，不辦婚禮不擺酒席，一來小芳還沒辦好離婚，二來，對方提出一切從簡，當天直接開車“接回家慢慢等(離婚辦好)”。

“意思就是嫁過去先睡著”，小芬說得直白。微信里，她和父親徹底撕破了臉，她放話說，“讓這個女婿給你養老，這個家我不會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生死”，“以后我沒你這個爸了”。

“憂傷的新娘”

對于這場婚事，劉貴濤堅稱小芳是自愿的，沒人強迫她。

如今定了親的人家姓趙，彩禮加定金接近23萬，準新郎趙海波34歲，離過一次婚，四肢健全，父親在鎮上開理發店。劉貴濤覺得條件不錯，“開理發店，一天能搞到500塊錢，天天有錢，100萬肯定有啊。在農村，一般人沒這個條件，配她(小芳)很可以了。”

至于小芳“腦子笨、會離家出走”的情況，劉貴濤自稱告知過對方。對方不在乎，并堅信“只要生一個兩個小孩出來，就不怕(出走)了”。

小芬說，小芳應該的確表達過愿意。因為奶奶告訴她，如果不結婚，就要去敬老院。奶奶還講，隔壁村有個老太婆去了敬老院，老頭都要進她房里睡覺，她拴上門，老頭們就在外面撞門。小芳聽了很害怕。趙海波也認為小芳是同意的，因為“她說她不跑”。

小芬問過妹妹愿不愿意嫁，后者的回答是“爸讓我嫁”，以及“我結過婚了”——在小芬看來，這些都是妹妹表達“不愿意”的證據。此外，小芳還稱趙海波為“陌生人”，“他媽媽要上班，好多剪頭發的，好多男人，不想去”。小芳沒辦法連貫說話，但她會說，她怕男人。

這些天來家里的爭吵，她都看在眼里，會講出“沒離婚，不能結婚”，“要把錢退給他們”之類的話。她也格外敏感，門外每次響起男人的聲音，她都會一個激靈彈起來，再縮到角落。她知道最近父親因為自己的事情在生氣，處處躲著他，怕他對自己吼。

小芳長得很黑，皮膚、頭發都黑，眼珠更是烏黑發亮，見到生人，從下往上瞟一眼，然后迅速移開目光。她瘦且小，身高只有1米5，身形與兒童無異，行動極敏捷，像貓一樣來去無蹤。

這一次，小芬的朋友何菲跟小芬一起回了老家。她全程舉著攝像機，想要記錄小芬這次反抗。拍攝過程中，何菲幾次問小芳想不想嫁，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想”。但說完，小芳又會馬上強調，如果不嫁，就會被爸爸罵。

“這種恐懼會造成對父親的順從，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須看父親的臉色。我覺得小芳可能知道，如果說‘不想’，會被父親罵。”這是何菲的解讀。

至于小芳的上一段婚姻，人人都知道她不情愿。

當時是2015年，她還不到20周歲。劉貴濤記得，那之前，她當著家人的面，講過幾次“不要”。

可是在村里，有智力障礙的女性哪里有說“不”的資格呢?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潘璐曾經對農村心智障礙女性做過田野調查，在她調研的河北農村，智障女性結婚甚至是受到鼓勵的，“男性擇偶困難，面臨傳宗接代的壓力，智障女性是難以結婚的男性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在她的研究中，相應的，智障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存在某些肢體殘疾、存在某種生理缺陷、年齡偏大、家庭經濟條件處于社區貧富排序的末端”。小芳要嫁的男人亦被囊括其中——他的右手天生患有神經纖維瘤，整條手臂布滿褐色斑塊，小芳看到就怕。另外，村里人跟她說，嫁過去會挨打。

說“不”沒用后，小芳開始用實際行動表達。婚前一個月，她悄無聲息地消失了，一周后才被找回，最后在家人的監視下等待出嫁。為了防止她再次出走，姑媽特地到家里盯她，反復告訴她嫁過去會很好。

那時小芬剛讀大學，參加了公益機構，她第一次知道妹妹不是“有點笨”，而是心智障礙者——她后來辦的殘疾證上，寫著二級殘疾。她隱約覺得讓這樣的妹妹去結婚似乎不對，但家里人說了，找個條件好點的人照顧她會更好，小芬也覺得有道理。更何況，男方家在縣城，智力正常——只這兩點看起來條件就算不錯。小芬自認為自己沒能力為妹妹提供另一種選擇，“除了同情，沒有其他辦法”。

出嫁前那段日子，小芳總是躲在樓頂或自己的房間，默默坐著摳手，像一只受了驚嚇的鵪鶉。小芬用攝像機拍下了當時的妹妹。在她的鏡頭下，婚禮當天，小芳穿著白色抹胸婚紗，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紅，發髻簪一圈紅花，被新郎一路從房間背進院子，鞭炮、禮花在身后炸開，接親和送親的人群一擁而上。

小芬拍了照片發在朋友圈，配文“憂傷的新娘”，照片里的新娘眼角和嘴角低垂，毫無笑意。

何菲看過那些視頻片段，她覺得那場景“就像把一個小孩打扮成新娘，然后嫁到別人家里，去給人家生孩子”。

無數次出走

嫁到縣城，住進了樓房的小芳很不習慣。

她不會主動溝通，更不會提要求，可以獨自在房間一聲不吭坐一整天，晚上也不開燈。她還會隨意把家里的衣服、被子丟掉，有的是看不順眼的，有的是她不喜歡的顏色。

她習慣了在老家喂鴨子、燒火、洗衣，但縣城沒鴨子，洗衣機和燃氣灶代替了她原本會做的家務。婆家怕她無聊，買來刺繡讓她打發時間，但她學不會。有一次她想自己燒菜，擰開了煤氣罐卻不懂開火，差點中毒。

婚后，小芳頻繁出走。為此，婆婆出門時會將她鎖在家里，但她很快學會了撬鎖。后來，婆婆連買菜丟垃圾都把她帶在身邊，但走著走著，一不留神，人就不見了。

沒人知道小芳為什么三天兩頭出走。但她說過自己怕丈夫生了病的右手，她還告訴過姐姐和姑媽，說10歲的小姑搶她東西，趕她回娘家。

2017年4月，在被公公送回娘家的路上，小芳又走了。這是她出走最久的一次。正在學校準備畢業論文的小芬被喊回家，每天騎車穿梭在村里和縣里找人，奶奶紅著眼要去“問仙”，母親生氣地反復念叨，“怎么越大越笨了”。最絕望的時候，家里人甚至想過放棄尋找。

那段時間，小芬拿著妹妹的照片敲開每家商店的門打聽，在每根電線桿上貼尋人啟事，還通過網絡平臺發布尋人啟事。這個方法最后奏效了，半個月后，小芳被送了回來。

妹妹出走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小芬記得，從10歲起，她就開始“往外跑”——先是跑去鄰居家閣樓里躲著，再往后，是附近村子的親戚家。15歲時，她開始跑向更遠的鎮上、山里、高速公路上，一年至少跑一次。

至于她出走的原因，據小芬分析，一是干活太累了，在妹妹的邏輯里，好像去親戚家就不用干活還有吃好的。二是家人話說重了，覺得沒有得到爸媽同等的關愛。小芬始終覺得，妹妹對愛的感受很敏感，她是在用出走換得家人的愛和包容。

小芳一直是家里最不受待見的孩子。

家里蓋起了兩層半的房子，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在二樓新裝修的臥室，而小芳的房間在一樓黑乎乎的角落。被退學后，她在家里幫忙種地、撿柴、洗衣服，但她衣服總洗不干凈，撿柴也只能撿兩三根，總是被嫌棄“干不好活”“沒用”。而她的種種古怪行為和離家出走，也只能換來父母的大聲呵斥。

讀大學后，小芬用勤工儉學掙到的錢，給小芳至少買過4只電話手表和2部手機，連上自己手機里的APP來定位。但小芳總丟東西，不出幾個月，可以定位到她的設備就不見了。

對小芬來說，妹妹出走帶給她的除了尋找的壓力，更多的是恐懼——她流落在外，隨時可能被傷害。小芬說，這在之前并不是沒有發生過。

2015年5月，小芳結婚兩個月后，婆家發現她肚子大了起來。檢查發現，懷孕時間早于婚禮時間。于是，盤問小芳的工作落到了小芬這里。

她先是問妹妹在外面有沒有被人欺負過。為了讓她明白“欺負”的意思，她把問題拆得很具體，比如有沒有人去脫你的衣服、褲子，壓在你身上。在小芳不連貫地表述中，小芬拼湊出兩個疑似施害人——一個是到她家里打過牌的男人，另一個是在街上騎摩托的男人，后者把小芳拉到了一間破房子里。但具體時間小芳說不清。

“她可能被強奸了”，這是小芬第一次清晰意識到，走失給妹妹帶來了什么。

但由于妹妹什么都說不清楚，又沒有證據，小芬沒有報警。很快，孩子生了下來，婆家決定留下自己養。早在婚前，醫生就說過男方的病可能會遺傳，婆家甚至因此想過去買精子。

2017年4月小芳再次出走后，婆家決定放棄這個媳婦，把她送回了娘家。

回家不久，小芳又懷孕了，這次是在走失期間受的孕。母親給了小芬幾百塊錢，讓她帶著妹妹去鎮上的醫院打胎。之后，又特地打來電話，叮囑她們先別回家，在外面住一晚——按照當地的說法，懷了非婚生的小孩，回娘家不吉利。

妹妹的遭遇，給小芬造成了極大的心理陰影。

“讓我感覺自己在意識上被強奸了。”小芬愈發感受到，“女性就是被當作性工具和生育工具”。她至今單身，“很害怕，不知道自己會遭遇什么”。

就是要反抗

小芬的單身，在這個贛西山村算是一種忤逆。

實際上，早從她大學畢業開始，這個家族里的“榜樣”就逐漸坍塌——她不愿聽從父親的建議去考公，甚至連工作都沒找，而是回老家做了一年自由職業，接紀錄片拍攝和制片的項目。村里同齡的女孩初中畢業就去打工，結婚生子，如今孩子都上了小學。可小芬還孤身一人。父親開始抱怨，“就不該讀那么多書，不結婚有什么用”。

妹妹的事更是加速并加重了小芬的“反叛”。她開始反思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家里的權力關系。

她的反抗從幫母親說話開始——在家里，父親是那個在外工作掙錢的人，掌握了錢就等于掌握了權力。他吃飯永遠坐正對著門口的主位，從沒做過家務，而作為家庭主婦的母親每次煲好湯一定最先給丈夫盛一碗。每年除夕夜，父親都要指責母親菜炒得不好。

大約三年前，小芬終于不忍了，在父親又一次抱怨后，她頂了一句，“你自己都從來沒做過飯”。

這次反對小芳婚事，是她最大的一次爆發。回家后，她開始了一場又一場密集的談判。

先是和家里，準確地說，是和父親的談判。對話通常在晚上進行，劉貴濤在鎮上家具廠打工，最近總加班，九點多才騎著摩托車回家。

“反正我的女兒大了就要嫁出去，誰都阻撓不了。”面對女兒的反抗，這個一家之主突然抬高嗓門，挑起一邊眉毛，瞪向小芬，“她器官也沒壞掉，就腦子笨一點，就不用嫁?”

在他看來，男的要娶，女的要嫁，天經地義。更何況對于小芳這樣“腦子笨”的人，父母保不了她一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嫁出去”。在村里，幾乎沒人覺得腦子笨是問題。

小芬把這些行為說成是“賣女兒”和“尋找生育工具”。劉貴濤急了，直接開罵，“你這么大都沒嫁出去，我一點面子都沒了。老大比老二還笨，自己不嫁，還覺得老二也不要嫁。讀那么多書沒一點用!”他平日不常對女兒發脾氣，尤其是對這個讀過書見過世面從小就乖巧懂事的大女兒。

氣氛稍緩和一些后，劉貴濤又開始解釋，對小芳來說，婚姻才是最好的歸宿，“誰也不能保證她一定會過得好，但至少可以試一試。如果不行，我們也可以主動離婚。”

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母親總會在父女倆沖突最大時出來叫停，奶奶拄著拐杖在一旁搖搖晃晃，小芳則沒了蹤影——父親一發火，她就躲開，有時坐在一樓房間的床上，背對著門;有時躲去二樓，縮在衣柜和墻的夾角。

父親這邊說不通，小芬就去鎮上找趙家，重申自己的態度。趙海波很堅持，他重復著“只要神經上沒毛病，笨一點都沒關系”，又說“好喜歡小芳的，等她等得好苦”。他說自己以前也在網上跟女孩聊天，但“花了錢也泡不到”，他把自己在婚戀市場上頻頻挫敗的原因歸結為“太老實”以及“女孩子要求高”。他實在太想結婚了，為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也為了傳宗接代。

他還提起前妻神經上有問題，是癲癇，“尤其同房的時候，更嚴重，會突然口吐白沫，翻著白眼(抽搐)”。

小芬趕緊接過話茬，說妹妹也有這個情況。對方的態度終于松動，答應退婚。

9月14日，趙家母子趕到劉家退婚。

一共要退64300元，包括61200元的定金以及男方家買東西的錢、打車的路費等。屋外下著雨，堂屋里沒開燈，劉貴濤的臉跟天色一樣陰沉。算完錢后，他突然當著所有人面用手指向小芬，“全部她來付”。小芬厲聲拒絕。僵持了三四個小時后，小芬的母親奪過丈夫手里的4萬多元現金，付給了趙家，說剩下的錢由小芬轉賬。

趙母一張張數完現金，再一捆捆扎好，帶著兒子默默離開。小芳和往常一樣縮在角落里遠遠看著，她太小了，只露出半個頭。

婚事黃了，劉貴濤用更大的聲量沖著小芬吼，要求她寫保證書——如果弟弟妹妹在28歲之前沒結婚，她要賠他60萬—100萬元。此外，還要付他精神損失費，以及本來可以找小芳前夫家要到的1萬元離婚費。小芬一一頂了回去，父親拿著杯子沖過來，母親一把推開他，攔在中間。

最后在小芬撕心裂肺的哭聲中，一切暫時歸于平靜。

這是何菲第一次見到小芬“爆發出這么大的勇氣和能量”。她認識小芬很多年了，印象中，她一直安靜，說話輕聲細語，從不與人起沖突。

而也就是在這次退婚后，小芬向我們吐露了自己2019年年末經歷過的一次性別暴力——跨年夜，一位男同事約她吃飯，飯后兩人準備再喊些朋友看煙花。男人說冷，提出讓小芬陪他回家拿件衣服。之后，要離開男方住處時，小芳突然被從背后抱住，她一邊反抗一邊大聲呼救，用牙齒咬了對方的手掌后，奮力逃跑。

當晚小芬報警了，微信聊天記錄、鄰居聽到的呼喊聲以及男方手上的傷口，證據確鑿，對方被判定為強制猥褻，判了10個月。這對她來說是一次難以啟齒的傷痛，此前從未提及。

這也讓她對小芳的遭遇更感同身受。在她看來，無論是妹妹被安排的婚姻，還是自己的經歷，“都是為了滿足男性的性需求和傳宗接代的需要”，“那我就是要反抗。反抗這種事的發生，反抗社會對這種事的不作為，反抗只是教育女性要保護自己，卻不教育男性該怎么約束自己。”

逃離

退婚后，小芬決定帶小芳逃離家里。

下這個決心并不容易。這不僅意味著和父親乃至整個家族徹底決裂，也意味著自己生活的巨大改變，還有很多更現實的問題——她對比了廣州幾家心智障礙托管中心，最便宜的每月也要3500元，自己的薪水支撐不了多久。如何兼顧工作和照顧小芳，是小芬需要面對的最大難題。

小芬知道，對妹妹來說，最理想的狀況還是留在家鄉——農村天地廣闊，她可以自由奔跑，還能幫父母做點家務，但前提是父母的容忍和照顧。最近因為婚事的沖突，小芳對父親的恐懼已經達到了頂點。小芬擔心自己一旦離開，妹妹又會離家出走。她還擔心趙家反悔，退婚后，趙海波不死心，還在鍥而不舍地發著信息。

只能逃了。9月15日晚上，小芬最后一次問妹妹愿不愿意跟自己走。小芳點了點頭，一個人呆坐在床上。

次日一早，她上樓告訴姐姐，說自己收拾好了行李，要走。下午5點，小芬去村委會提交了妹妹的低保申請材料——她們必須在6點之前離開，那是父親下班回到家的時間。

小芳收拾好的那袋行李就擺在房間的水泥地上，里面有幾件衣服、一個裝著電話卡的紅色布包，一雙毛線手套以及一個包快遞用的氣泡膜，那是她的玩具。她蹲在地上，透過門縫小動物一樣警惕地盯著外面。等到媽媽上樓約摸兩分鐘后，她轉身拎起行李，輕快敏捷地沖出家門，穿過院子、菜園，鉆進了小芬提前叫好的停在坡上的車。

擔心被過路的鄰居或住在隔壁的奶奶看到，她左手緊抓著行李，右手捂住嘴巴，縮在座位下。幾分鐘后，小芬和何菲也上了車。奶奶拄拐的身影、家門前長長的土坡都被遠遠甩在身后。

小芬說，這一次離開，算是徹底走了。她拉黑了父親的微信，說只要他在家，自己就不會再回去。但對父親的恐懼遲遲未能消散，哪怕是在鎮上走100多米的路，小芳都要用口罩和帽子把自己捂個嚴實，她擔心被父親抓回去。

這種恐懼持續到坐上高鐵。三個多小時車程里，小芳呆坐著，緊盯著車廂里的顯示屏，時不時問姐姐還有多久到站，然后一個人偷笑了無數次。

這是9月16日，原定她要出嫁的日子。

在廣州生活了大半個月，小芳的生活還是沒有著落——小芬帶她去了幾家機構，第一個地方大多是年長的心智障礙者，他們熱情地要跟小芳握手，小芳嚇得縮起了背，說“好多男的”;第二個地方可以為她提供職業培訓，但一定要有監護人簽字才肯接收，小芳的監護人是父親，事情又卡住了。于是，小芬去上班的時候，只能把妹妹鎖在家里。

現實中遇到的困難比想象得更多，但小芬不后悔。她只清楚地記得小芳跑出家門的那一刻，是笑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