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22日，新中國成立后最大的武裝劫鈔案發生在廣州市番禺區一家銀行門前。7人作案，劫走1500萬現金，不到2分鐘開了9槍，押運人員一死一傷。案發后，雖然5名在逃劫匪先后被捕并判處死刑，但主犯卻逍遙法外長達21年之久。

2019年，落網三年的陳恂敏被核準死緩。同年，根據案件改編的電影《第八個嫌疑人》開拍。直到2023年9月9日，電影《第八個嫌疑人》上映，距離這部電影拍攝完成已經過去4年。該片入圍了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主演大鵬更是憑借在其中“整容”般的表演拿下金爵獎最佳男主角。

作為一部香港導演拍攝的犯罪題材電影，沒有跌宕起伏的懸疑情節設計，也沒有太多爆破追車的大場面，整部電影仍然跟著人心起落，扣人心弦。《第八個嫌疑人》講人的惡，同時圍繞著這份惡，也展現與之相生相伴的人生百態。

“人跟罪惡的距離，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遠”

投資方最初給到導演李子俊不同的幾個案件，唯獨這個跨越21年的驚天搶劫案，讓李子俊念念不忘。“21年，真的好長，我很想探討這段時間人物的生活和變化。他去緬甸工作，又逃亡去到云南，這一路是怎么走到這個地方的?”

導演李子俊和編劇周汶儒都是祖籍廣東的香港人，雖然出生在香港，但小時候逢年過節會回到老家，對上世紀90年代嶺南的風土人情記憶尤深。經濟剛剛開始起步的廣東地區，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人心欲望的膨脹也如影隨形。因為對那個年代的感受很深，李子俊和周汶儒決定展現這段橫跨21年的驚天大案及其背后的人性掙扎。

“寫這個故事其實不容易，寫完之后想要把它變成一部電影，更難。”編劇周汶儒說，這不是那種很傳統的商業電影。一部典型的商業警匪片應有的元素，它似乎都沒有，“既然是根據真實案件創作，那整個劇本的走向是大致確定的，電影需要藝術加工，才能更有戲劇性，但怎么體現這個戲劇性?我改的時候不想簡單地處理成一個緊張的追逐戲，弄一個槍戰，這個沒用，我必須要知道，這個人他會做什么事情，他到底經歷過什么，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既要貼近真實，又要讓電影富有戲劇張力，兩者之間的平衡對于創作者是不小的挑戰。

“一開始已去收集關于這個案件所有的資料，坦白講并沒有很多，不同媒體的報道也都是比較單一的。加上畢竟這是一個大案，公安那邊也會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很多的故事還是需要我們去添加血肉。”周汶儒舉例說，比如片中運用喜帖鎖定目標的設計，現實里很直接地發生了，但放在電影里就會顯得太簡單，“我會把喜帖這個元素保留，但加入有兩批不一樣印刷的處理，來增加警方破案的難度。又比方說，我們看到的資料是他們兩兄弟曾經逃亡去了緬甸，然后又回瑞麗去生活，那么他們中間經歷過什么，這一路上他們是怎么過的?他們回來之后結婚生子，他們所謂的‘家庭’對他來說有多重要，這些都是靠我們討論，然后用創作去把它支撐起來的。”

事實上，前半部分的搶劫案，得益于港片創作的歷練，李子俊有一種把一樁搶劫案拍出令人倒吸一口涼氣的狠厲，“但如果只是拍搶錢和破案，這就是一個普通的警匪片。”李子俊和周汶儒，想拍人心善惡。

現實案件中，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陳恂敏并非窮途末路、走投無路去搶劫的狂暴惡徒，他家境殷實，受過良好的教育，在犯下罪行前事業有成。在隱姓埋名的生活后，身邊所有的人都認同他是一個好人，待人誠懇，熱心助人。而“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是創作者試圖探討的。

曾經有一版劇本是從主角罪犯兄弟從小的經歷寫起的，十幾歲，他們搶劫一輛出租車，一路成長中一次次沒有克制自己的貪心和作惡的念頭。很多具體的成長過程并沒有被呈現在電影中，但在一些臺詞和細節中一一揭示。不經意的小惡最終生長放大，超出邊界，但人心的善惡始終相伴相生。“人跟罪惡的距離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遠。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會走錯這一步。”

“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憋著一股勁”

有人說，《第八個嫌疑人》是今年的“歐皇”電影。從陣容上看，大鵬、林家棟、張頌文、孫陽，這個組合硬氣極了。大鵬和林家棟是金爵金像雙影帝加身，張頌文和孫陽在今年憑借《狂飆》《孤注一擲》大火。

在前期采風階段，李子俊和周汶儒也與公安干警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希望盡可能挖到當年偵破案件的更多訊息。“警方的分享對我們影響最大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作為公安干警，他們在想什么?”更觸動創作者的點是，許多警察告訴他們，如果一個案子遲遲沒有破案，他們會一直牽掛在心，即便退休了，也會想讓后來人接手。這也成為21年這個漫長的時間跨度里，從警方視角展開，令人揪心和動容的體驗。

林家棟首次出演內地公安，全程普通話的表演讓他完成了全新的突破;張頌文將自己作為廣東人從1990年代一路成長的記憶分享給全組，從生活習慣到語言細節，都精心打磨。

“我對自己的一個要求是電影不要千人一面的狀態，警察也不必須是‘高大強’。”在周汶儒的設計里，“林家棟飾演的王守月是‘看起來比較冷，比較內斂，跨不過內心恩仇的那種’;而張頌文是一個所謂的‘暖男’，一個小地方的警察，他關注的是同僚之間關系好不好，和居民打成一片就像老街坊。他們兩個人的互動，我本來寫得挺多，結果初剪出來的三個多小時，必須有一些取舍，最后有一些東西只能忍痛割愛，可能也會對其他的事有影響。”對于警察部分戲份的割舍，周汶儒如今談起，依然覺得是影片的一大遺憾。

而電影里最令人驚艷的，無疑是大鵬。他對一個亡命之徒的演繹呈現，可謂是“脫胎換骨”。作為一個逃亡21年的亡命之徒，陳信文有過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作為生意場上的“大佬”殺伐果斷一手主導了載入史冊的驚天大案;逃亡途中，他灰頭土臉，在緬甸采石場“隱入塵煙”;回國后，他改頭換面娶妻生子，成為一個市井本分的普通人……除了化妝造型上給演員帶來的變化，大鵬對于自身的“改造”，也為角色的成立提供了最直觀的視覺依據。

為了詮釋男主跨越21年的身材外貌變化，大鵬極速增肥后又瘦身，在開拍前他答應導演要增肥30斤，最后的實際增幅是20斤。因為身體短時間的變化承受的負擔太大，大鵬在拍攝過程后還發生了休克的狀況，令導演組十分擔心。

在上影節帶著這部作品驚艷亮相并斬獲佳績時，大鵬表示， “如果只是把塑造角色理解成‘胖胖瘦瘦’就太簡單了”，他認為形象只是一個基礎，更重要的是從心理上去理解這個角色，“每個人都是很復雜的個體，在做選擇的時候，有非常多的事情會干擾我們，把我們導向另外一個方向。”

李子俊回想自己初見大鵬的場景，“原來他不是一個我們想象中那么搞笑的人，他很穩重，很有禮貌，很客氣，這個狀態啟發了我們，覺得他跟陳信文的狀態，可以融合起來。”

周汶儒也對這樣的反差印象深刻，“本來覺得他是一個喜劇明星，可是真人的反差很大，讓我覺得這么斯文的一個人，去演一個比較冷血的劫匪，好像也很合適。當他也反饋說他對這個角色有興趣的時候，我做了和以前很不一樣的事。以前做電影我會把劇本先寫好，然后給導演看哪一個演員更接近這個我故事寫出來的角色。但這次，我在只有一頁大綱的時候先征得演員的認同，然后我才開始去想怎么去塑造這個人物。這個過程里，我把自己當時跟大鵬見面的時候，他給我的一些感受，或是他一些小動作，包括他思考的方式，一些表情，都放進對人物的想象里，想著他來創造一個劫匪。所以最后他成功地塑造了這個角色，我很高興，因為的確這算是為他本人量身打造的一個角色了。”周汶儒說。

2017年，大鵬導演的第二部電影《縫紉機樂隊》上映。相比導演處女作《煎餅俠》所收獲的海量關注，大鵬認為在制作上有更多進步和提升的《縫紉機樂隊》卻遇冷了，“當時競爭很激烈，市場的反饋低于自己對這部作品本來的預期。從那之后，我好像進入到了一個漫長的不自信時間，覺得自己始終做不到更好，或者說自己已經竭盡全力，但不相信會有更好的結果。”

當李子俊帶著《第八個嫌疑人》的構思，滿懷熱情地向大鵬描述未來的樣子時，大鵬感受到了一種絕對的鼓勵和信任，于是，他把全部的能量都投入到了陳信文這個角色中。

事實上，在這部電影剛啟動的時候，這群人都各自處在人生的低谷期。導演李子俊的第一部電影《狂獸》上映之后口碑崩盤，周汶儒打磨多年的劇本《風火山林》遲遲無法上映。“當時我跟子俊，我們為什么會選擇這個題材，為什么做這種處理，而不去賣那種很商業的東西，是因為當時我們的狀態都在某種低谷，處在很想去證明自己的一種狀態。”

“大鵬那個時候上映的電影沒有達到他自己想要的結果，家棟也憋著一股勁，孫陽那時候剛出來很迷茫，頌文已經演了很多年也沒有太火，我覺得大家都很想去做一些東西去證明自己。”

四年后再坐在電影院里看這部電影，周汶儒感慨良多，“我現在回頭看，會感覺我們好像是做到了，把我們所有的當時的情緒都放在這部電影里面。有些時候我都會想，如果是現在，我們是不是都回不到當初那個時間，有那樣想要證明自己的動力了。”

歷經40多版剪輯，找到最適合的表達

今年上影節期間，媒體們好奇影片歷經四年才得以上映，中間是否經歷某些“不可抗力”的掙扎。主創表示，完全是因為自身對于故事的取舍精益求精，在剪輯上花了大量時間。大鵬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他在導演那里看過20多個版本的剪輯，而從林家棟那里得知，原來導演剪出來的版本高達40多個。

“一開始的考慮是，都先寫出來，不要想太多，讓自己束手束腳。結果后來劇本太長，我們又做了不同的考量，它是一個偏深，節奏比較慢的電影，我們需要爭取盡快讓觀眾走進這個世界，所以不斷找平衡，不能太文藝、節奏太拖，但又希望給觀眾更沉浸生活的感受。”談到剪輯的過程，李子俊說，“不能說完全沒有遺憾，最終我們做了一個比較綜合平衡的取舍。”

李子俊是典型的在香港片場一路摸爬滾打成長起來的導演。“剛開始是跟爾冬升導演的，20歲出頭的時候，在爾冬升的公司里面做他的助理。當時我都不知道電影是什么，算是他帶我走進電影的世界。”當時爾冬升監制的項目是《男人四十》，他在片場問李子俊，“你想做什么?”初出茅廬的李子俊只會傻里傻氣地回答“不知道”。

后來，他陸續跟著劉偉強、麥兆輝等導演參與了《無間道》《竊聽風云》等系列作品，“他們教我怎么去制作，怎么去指導演員，我也和他們聊電影的味道。”不過李子俊坦言，對他影響最大的導演還是鄭保瑞，“他是真的告訴我怎么去創作，怎么去當一個導演的。我跟著他的時候，看他在現場有一種強大的感染力，感染別人去跟著他走。后來他監制我的電影，并不會影響我創作的思路，但是每天我拍完片子拿給他看，他會給一些意見，我就會覺得很定心。”

李子俊說，自己后來每次要拍電影，就會給鄭保瑞打電話，“我說你可以給我一句話，這句話是：‘你可以拍這部電影。’”

李子俊的第一部電影《狂獸》，其實頗有些鄭保瑞《狗咬狗》的味道，風格化明顯，但畫虎類貓，類型和邏輯混亂，讓整部電影的觀感欠了不少火候。拍完后，李子俊也意識到自己對電影的認識、修煉都還不是時候，又回去跟著林嶺東做副導演，參與《七人樂隊》的拍攝。

采訪中談到，《第八個嫌疑人》和《狂獸》完全看不出是一個導演的作品，李子俊表示，自己希望嘗試不同的風格，“每一部電影都是不一樣的，不同的題材需要不同的表達方式呈現出來，不同的演員也會有不同質感的呈現。”談及《第八個嫌疑人》，李子俊希望給觀眾真實的代入感，也是因此，他植入自己幼時對廣東的記憶，在美術和攝影風格上都追求盡力還原年代的質感，甚至一度在一個過于陳舊狹小的廢棄空間拍攝，導致工作人員缺氧暈倒。

今年暑期檔，幾部兼顧現實肌理和犯罪類型的影片在市場上獲得良好的口碑和收益，這也使得《第八個嫌疑人》在上映之前被寄予厚望。在多部國產新片上映的本周末，《第八個嫌疑人》的預排片超過三成，遠高于同檔期的其他同樣口碑不錯的新片。談到對于票房的期待，李子俊表示，“我沒想過要做什么賣座的商業大片，也沒想過它具備什么樣大賣的元素，我跟編劇是同一個創作初衷，就是喜歡這個劇本，喜歡這個項目，就全力去做好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