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李玟錄音的曝光，很多人或許不會注意到，《中國好聲音》已經播到第12季了。這檔曾經備受矚目的國民級綜藝，在變得“查無此綜”的同時，評分和口碑也滑向“崩塌”。然而，作為吸引過無數熱錢的巨型IP，在這場暴風般的喧囂里，消失的財富仍然是個天文數字。

“搖錢樹”，搖搖欲墜

在《中國好聲音》宣布停播之后，一家名為星空華文的傳媒類公司，成為最先直面經濟損失的風暴眼。

曾經，大眾對于《好聲音》的認知，更多地停留在浙江衛視，隨著各方媒體的起底，燦星文化和其背后的母公司星空華文，作為隱藏在《好聲音》背后的真正制作方，逐漸浮出水面。2011年，一位名叫田明的省級衛視綜藝總監跳出體制，成為了星空華文傳媒CEO兼燦星文化總裁，一年后，《中國好聲音》被制作出來，并在浙江衛視播出。此后十年間，星空華文多次沖擊IPO，最終在2022年得以上市。

在李玟錄音被曝光后的10天時間里，星空華文股價連連下跌，從8月17日的收盤價124港元/股，腰斬至25日收盤時的54.6港元/股——短短八天內，超過260億的市值迅速蒸發。

《好聲音》曾經給星空華文創造過多大的財富，如今就帶來了多大的反噬。

完全可以用“搖錢樹”來形容這個巨型IP。自2012年開播以來，它就以超過3個億的廣告收入，占據綜藝廣告的吸金榜首，這個數字很長一段時間還在持續攀升。有媒體做過計算，在2015年到2017年，《好聲音》為當時還未上市的燦星文化(下稱“燦星”)創造了28個億的財富，占三年收入的接近40%。

獨家冠名費，成為搖錢的大頭——第一年的獨家冠名，加多寶靠6000萬拿下，而從第二年開始，這項費用直接躍升至以“億”為單位計算，第二年是2個億，第三年是3個億，漲到第六年，冠名費已經躍升到5個億。還有一些拿不出夸張預算的品牌方，則把目光盯上了總決賽現場，2015年，優信二手車花了3000萬，買下了決賽宣布冠軍前的60秒單條廣告。

到了今年，廣告商們的贊助費大概率是打水漂了。一波接一波的怒氣里，網友們把這一屆《好聲音》的植入廣告翻了個底朝天——康師傅是獨家冠名，京都念慈菴是獨家特約，君樂寶的頭銜是戰略合作伙伴，其余還有播出贊助商胡姬花，和首席合作伙伴上海貴酒等。這些企業到底花了多少錢才斬獲贊助身份，并未在公開渠道公布，但往年的數據顯示，大約也并非小數目。根據上海貴酒在2022年對上交所的一則官方回復，贊助《中國好聲音》花了1044萬元。

在各個贊助商的微博、直播間里，抵制的評論一條接著一條蹦出來。康師傅的官方微博里，不過3萬的粉絲數量，評論轉發卻紛紛過千。直播間里，主播們長久無言，背景音樂換成了李玟的《想你的365天》，但憤怒的網友很難買賬，“不撤掉贊助就不買”。或許是對這場合作還抱有希望，直到現在，也沒有贊助商對此事做出回應——就在兩年前，康師傅還因為代言人頂流吳亦凡的翻車，被推上風口浪尖，但那一回，康師傅在短短兩天時間里，火速選擇了宣布和吳亦凡解約。

受傷的不僅僅是廣告商。人人都想從《好聲音》這個大IP身上，搖下一把熱錢。2016年，一家名為騰揚廣告的公司，以每年6000萬的價格買下了海選授權，這意味著，得到授權的公司們可以在各地承辦賽事時，獨立招商。但在遭受爭議之后，下沉市場還有多少人買單，依舊是個謎團。

星空華文旗下的子公司和簽約藝人們，多少也會受到波及。2012年，《中國好聲音》成立了一家名為夢響強音的經紀文化公司，此后從節目里走出來的冠軍們，基本全員都簽約到了其門下。值得注意的是，這家經紀公司有著極高的商譽價值，據媒體報道，截至去年年中，夢響強音的商譽凈值依然高達12個億，這個代表著市場認可度的品牌價值，此后或許還會大幅蒸發，到那時，星空華文的虧損就會更大。

在此次輿論危機之前，這檔開播了11年的節目已經顯現出頹勢。盡管有著各式各樣的盈利途徑，《好聲音》帶來的毛利率卻一路下滑。2021年，這檔節目給背后制作公司帶來的毛利只剩560萬元。

但它依舊承載著星空華文最后的希望。就在幾天前，燦星內部人士還曾在接受橡果商業評論采訪時表示，節目不會停播。

“好生意，好故事”

對于不少品牌來說，《中國好聲音》的確有著致命的吸引力。

獨家冠名權的激烈爭奪戰，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為了拿下第二季《中國好聲音》的冠名權，加多寶和數個品牌同臺競拍，在廣告招標會現場，其品牌管理部負責人一次又一次地舉牌加價，最終經過長達50多個回合的較量之后，加多寶才以2億的價格脫穎而出，這個數字遠遠高于9000萬的競拍底價。

在這場堪稱驚心動魄的抬價廝殺里，加多寶最大的對手是郎酒。此后，郎酒雖然沒有拿下獨家冠名權，卻還是愿意以廣告形式參與到節目中。后來的數十年時間里，雙方合作都沒斷過。

到了第三年，加多寶再次在競拍中勝出，這一回，獨家冠名的頭銜價值攀升到3個億。此時，正值國內自制綜藝大爆發時期，但《好聲音》顯然更受廣告商們青睞，作為對比，《奔跑吧!兄弟》在這一年的冠名費為2.16億，比前者少了接近9000萬。這樣的賺錢勢頭，讓《中國好聲音》一度被大眾戲謔為“中國好生意”。

客觀來看，廣告商們愿意撒下大把金幣并不奇怪。有人曾經對2005年到2016年的綜藝節目做過統計，收視率前10名里，《中國好聲音》占有四個席位。一直到2016年，它都是收視率的保證。

后來，人們看電視大屏的興趣轉移到手機小屏上，但《好聲音》每年還是能夠拿下省級衛視的綜藝收視第一名，甚至在深陷至輿論風波的最近，它的收視率依舊沒有掉落下同時段第一的位子——換句話說，早幾年的輝煌時期，《好聲音》是廣告商們最好的選擇，而在電視綜藝落寞的時刻，它成為了廣告商們所剩無幾的選擇。

能夠收割如此多贊助商的青睞，高收視率只是最表顯的原因。在一次采訪里，《好聲音》中國版權代理方的負責人楊媛草提到，對于贊助商來說，他們其實更愿意聽故事，那些播放量的數字計算對于他們只是公式，“需要更大膽、更注重內容的人告訴他們為什么要做這個節目”。

贊助商們想要聽故事，節目組就想方設法講故事。還是以加多寶為例，2012 年，雙方共同打出的招牌slogan是“正宗好涼茶，正宗好聲音”，彼時，加多寶正在和王老吉進行正版和盜版之戰，這句洗腦的標語來得恰如其分，在華少語速飛快的口播中循環了一整個夏天。

講故事的邏輯也延伸到節目里，成為《好聲音》被詬病充滿“劇本感”、過度煽情的根源。在節目里，參賽選手們被工作人員們打上了各種各樣的標簽，“38歲全職媽媽的音樂舞臺夢”“美甲店小老板為愛而戰”“想證明自己聲音的平面模特”……而除了《好聲音》之外，類似的小劇本也在燦星旗下的多個綜藝里輪番上演，楊媛草用“精神價值”來解釋這種模式，比如《中國達人秀》，就是讓中國的草根站在世界舞臺PK，“賦予了一種中國也有達人的民族感，讓每個人都有一種參與大事業的感覺”。

更何況，有前輩加多寶取得的豐碩成果在前，后來的品牌商們也希望能夠通過在節目里“露臉”，改變整個品牌的命運。在加多寶的發展路上，獨家冠名成為一場賺得盆滿缽滿的豪賭。一位加多寶高管曾經評價：“2012年的‘好聲音’是上天送給加多寶的禮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加多寶品牌負責人透露，當初花6000萬冠名權的時候，《好聲音》只是一個企劃書，為了保險，他們仔細做過考核——評委的粉絲數量、粉絲的傳播數量，能夠產生多少實打實的涼茶銷量。而最終的數據沒有讓人失望，加多寶在2012年的總銷售額超過了200億元，到2013年，這個數字增加到260億。

只是，時移世易，在加多寶走上賭桌的年代，綜藝節目的冠名顯然帶來了超出預期的收益。但如今，品牌們所處的不同境遇，也讓它們擁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2016年，《中國好聲音》改名為《中國新歌聲》，RIO宣布買斷在優酷播出時的60秒廣告，但不久之后公布的財報顯示，其母公司的上半年凈利潤跌至負數，虧損1.45億，比前一年少了整整7個億。還有一款名為愛馳汽車的造車新勢力，成為了《好聲音》在2021年的特約贊助商，在豪擲贊助費的兩年之后，卻因為停擺三個月、拖欠員工工資近半年，再度激起輿論關注。

熱衷講故事的《好聲音》，再也不是一場好生意。

“好聲音”，不再響亮

不可否認，11年前的《中國好聲音》，某種程度上開創了全新的綜藝模式。

4個月時間，8000萬制作成本，最終帶來了300%的超預期回報。站在此刻回望，這不僅是一個高投入、高回報的成功商業案例，也親歷、見證了衛視和視頻網站的權力交接，更開創了衛視和內容制作方真正制播分離的合作模式。

舊路難以走通，新的模式才會出現。《好聲音》也不例外。選擇這種方式，不論是浙江衛視還是制作方燦星，幾乎都抱著“賭一把”的心情。

一開始，將節目制作外包出去的模式，很少有人看好，也沒有人相信這些離開體制庇護的年輕人。最終，燦星幾乎是立下軍令狀，和浙江衛視達成了對賭協議——由燦星承擔節目制作的全部成本，雙方協定以全國2%的平均收視率為界限，低于這個數字，燦星不參與廣告收益分成，可能獨自面臨虧損風險;而平均收視率一旦高于2%，燦星可以參與廣告分成。

對資本市場來說，業績對賭不是新鮮事，但在國內綜藝領域，這還是第一次。對浙江衛視來說，這也是電視臺歷史上第一次通過收視對賭來和民營公司進行分成。

曾經的所謂制播分離，衛視和內容制作公司是單純的甲方乙方關系。這種模式明顯的弊端就是衛視很難把控節目的質量。前浙江衛視副總監杜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打過一個比方：“假如給制作團隊的費用是1000萬，他們會提前留出20%的利潤，只用800萬做一個節目。敬業的團隊能做出900萬的效果，碰上不敬業的做成600萬(的效果)，(我們)也沒什么辦法。”

和燦星的全新合作模式意味著雙方有共同的目標和利益——收視率和廣告收益。為了更多收益，浙江衛視主持人華少在47秒念完了350字口播廣告而登上熱搜，10 位金主密集露臉。而燦星，則會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制作出最高質量的節目，確保收視率。

這種市場化導向在節目中無處不在，就連一線導師的“出場費”都選擇了分成模式。燦星除了支付食宿、機票、妝發費用之外，并不選擇單期、打包支付出場費的方式，而是選擇了彩鈴下載分成的模式。簡單來說，每個導師旗下學員的音樂質量越好、彩鈴下載量越多，導師們的收入就越高。有媒體估算，按照中國移動的市場體量，這將催生3.2億的彩鈴市場。除此之外，最后一期節目會以公開售票的演唱會形式呈現，最終的票房收入，也會與4位導師分成。

后來的故事，每個人都知道了。《好聲音》完成了驚險一躍：從開播前兩個月，15秒廣告10萬元都賣不出去，險些“裸奔”播出，到第一季總決賽時已達到96萬元一條。從此之后，廣告收入開始一條大陽線往上拉，一年后第二季的總決賽時，15秒的口播廣告賣出380萬元的價格;第三季的數字又沖到了每分鐘1070萬的天價。視頻網站也第一次加入綜藝獨家版權競爭中。搜狐視頻以1個億價格拿下了獨家網絡版權，而到了第三季，騰訊視頻的中標價已經達到了2.5億。

除此之外，2013 年，中國電信還與《好聲音》合作舉辦過“飛Young青春夢想”演唱會，在廣州、中山、長沙、鄭州等17個城市巡回開唱。這些演唱會不賣票，觀眾只要成為電信“天翼”用戶，就能免費獲得演唱會門票。接近燦星的人士向每日人物透露，電信為這次合作起碼投入了2個億。

大量的品牌和資本迅速集結、涌動、投入其中，靜待增值的那一刻。而上游的版權采購的費用也因此快速上漲。最初，《好聲音》的版權費用為制作費用的5%，僅為200萬元;而在獲得空前的市場成功之后，版權費用翻了30倍——接下來的三年，燦星以每年6000萬的費用高價續約。這也給后來的燦星高舉高打的版權引進模式埋下隱患。

不少業內人士把這種商業上的成功歸結為模式創新。除去制播分離之外，采購海外的版權模式，再進行本土化改造，成了燦星業務模式。2015年，燦星和韓國電視臺MBC達成合作，共同開發熱門綜藝《無限挑戰》《蒙面歌王》的中國版本;2016年10月，燦星還與MBC簽署了《我們的挑戰》聯合制作的合約。

《好聲音》的成功，一度讓外界認為綜藝進入了版權引進的時代，倒逼電視臺結束抄襲的惡性競爭。但這種美好的想象沒能維持太久，轉折點就發生在2016年，燦星陷入了和《The Voice》的版權方荷蘭Talpa公司長達兩年的版權糾紛。

最終燦星輸掉了這場官司——被判支付給唐德影視5.1億元侵權費、需要改換節目模式，同時更名為《中國新歌聲》。自此之后，收視率和吸金能力都斷崖式下跌。后來又改回《好聲音》時，也再難擁有昔日的聲量。

時間來到2019年，燦星開始承受大手筆采購版權模式的后坐力。

韓國三大電視臺之一的MBC跨國追債，向燦星追討版權費。2015年起，燦星引進了《無限挑戰》《蒙面歌王》兩檔節目版權后，陸續制作并播出了6檔綜藝，分別是《了不起的挑戰》《我們的挑戰》(即中國版《無限挑戰》第一季、第二季)、《蒙面歌王》以及更名為《蒙面唱將猜猜猜》的三季節目。雙方約定除去版權費用之外，還要對播出后的相關收益進行分成。

雖然MBC沒有披露索賠金額，但從《爸爸去哪兒》高達1100萬版權費用估算，燦星的涉訴金額可能過億。而燦星在把節目更名為《蒙面唱將猜猜猜》之后，聲稱是“原創節目”、擁有“全新的賽制和陣容”，因此對節目有“百分之百知識產權”。

質疑和反噬

從剪輯方式、選手故事真實性，到比賽本身公平性，《中國好聲音》都遭遇過質疑。

2013年，馬東正在做一檔漢字文化類節目的制片人，后期制作直接啟用了《好聲音》的剪輯團隊。他盛贊這個團隊運用了剪電影的手法剪電視片，“顛覆了整個電視節目的制作流程”。

但這種戲劇的剪輯方式，也曾經讓導師之一的劉歡感到不適。《好聲音》第一季結束時，劉歡就曾經在《鏘鏘三人行》中抱怨，他幾次試圖跟制作方溝通不要把每個人都剪得“嗨成那樣”，可以多體現導師、選手關于音樂的交流，但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因為對方就覺得只有那樣(前者)才吸引眼球”。而劉歡也沒有繼續擔任第二季導師。

最開始的兩季好聲音，沒有一次能用一盤帶子直接播完，最多一次，剪出了五盤。而每一段故事、每一段音樂，整個團隊都要反復斟酌。最極端的一次，節目已經開始播出，剪輯團隊還在修改那期的結尾。

選手也是“戲劇”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年，《好聲音》第一季冠軍梁博也抱怨過節目組對故事的極致追求。只說生日禮物是一把吉他，肯定不夠。得是“人生第一把屬于自己的吉他，很難用語言描述”。彈琴的感受也要有戲劇性——撥動琴弦的一剎那，整個人渾身都酥麻了。奪冠以后，梁博在綜藝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身體)也沒什么問題麻什么。”

就連導師選人也要為了節目效果妥協。2018年，陳奕迅就在綜藝里表示，在《中國新歌聲》錄制現場，已經淘汰的選手竟然還有重新返場的機會。對方演唱水平沒有到讓他“拍燈”的程度，可很快，陳奕迅就聽到導演在耳麥里催促他和那英“按一下，按一下......”

起初，燦星作為創業公司的緊迫感和饑餓感，成了追逐觀眾眼球的核心動力。收視、收入、口碑這三個角，燦星都要牢牢拽住。團隊剛剛組建，每個人都籠罩在巨大的生存壓力里——“數據差了，明年還會有好聲音嗎?” 于是，燦星的節目都只許勝、不能敗。依賴這樣的模式，盡管巔峰已過、收入下滑，但燦星一直順利運轉。

直到李玟生前講述自己在《好聲音》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錄音曝光。這段長達9分鐘錄音里，李玟直指賽制存在黑幕。2022年9月，一段節目現場觀眾拍攝視頻流出，畫面中，李玟大聲質問節目組，為什么73分(的選手)有第二次機會，88.3分(的選手)沒有第二次機會。李玟在錄音中透露，自己后續因此遭到了節目組的不公正對待。

網友的怒意開始淹沒這檔老牌綜藝，和這季的贊助商們。同樣被拋棄的還有好聲音背后的版權運營公司星空華文，資本市場的寒意也真實露骨。

上一次，《好聲音》制作團隊遭遇嚴重危機、前途未卜的時刻，恰恰是在創業之初。

直到開播前，也沒有人確信這個復制海外模式的節目能不能成功，一旦失敗，和浙江衛視簽訂的對賭協定可能清空所有人的努力。當時，田明還沒有成為星空華文的董事局主席，他站起來給團隊吃了一顆定心丸——“把心剖出來給大家看了，我們已經成功了。唯一的懸念是，我們會取得多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