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是第34個世界人口日，以“釋放性別平等的力量：提高婦女和女孩的聲音，釋放我們世界的無限可能性”為題。

當日，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處、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人口學會聯合舉辦研討會，在中國新人口常態下審視性別平等問題。

2021年北京外賣女騎手占16.21%

會上，全國婦女研究所副研究員馬冬玲引用多個數據來源，分多個方面總結了中國婦女發展與性別平等的進展與挑戰。她在教育方面提到，各個教育階段男女比例基本均衡，甚至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和高等教育在校研究生中女生比例超過男生;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隨生源流動出現了數量龐大的“陪讀媽媽”群體，而且義務教育階段課程尤其是語文和英語等教材中存在性別角色單一、男女形象刻板化呈現等問題。

就業方面，馬冬玲提到了兩組亮眼的數據：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21》相關數據計算，女性在年均工資較高的金融業就業比例首次超過在年均工資較低的住宿和餐飲業就業比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中女性比例為38.86%，接近女性比例占40%的性別均衡行業判定標準;中國社科院對北京市外賣員調查后發現，2020年北京外賣騎手中女性占9.04%，2021年增長到16.21%。?

專家建議：

時間類政策應鼓勵男性休假，使男性休假成為家庭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湯夢君則介紹了她參與的聯合國人口基金駐華代表處資助課題——從性別平等視角應對低生育率的國際經驗。根據平等-生育逆轉理論，性別平等對生育率的影響呈U型分布，更高水平的性別平等起初會降低生育率，但最終會鼓勵生育。

湯夢君對比了應對低生育率的“優等生”瑞典與法國、“中等生”德國和“后進生”日本與韓國。指出，日本與韓國起步晚，政策設計上屬補丁型，后知后覺;政策手段上，日本與韓國工作場所改革滯后;女性角色定位上，對于妻子和母親還是勞動者，日本與韓國在不同政策中定位模糊不清，性別平等政策更多地被當作應對少子化的手段。

鑒于國際經驗，湯夢君談到，生育支持政策除考慮是提供經濟、服務還是時間支持外，還要關注政策是以孩子、父母個人還是家庭為享受單位。經濟類政策可有效保障兒童的最低生存需求，但要考慮政策，例如一些補貼，是否讓收入低的女性更固守傳統家庭角色;服務類政策應成為公共資源投入重點，服務提供要足夠靈活，去保證女性的全職而非兼職工作;時間類政策應鼓勵男性休假，使男性休假成為家庭經濟與時間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湯夢君特別提到，瑞典男性有3個月不可轉讓的育兒假，且休假期間工資替代率高于女性，因此鼓勵了男方休育兒假。

中國人口學會副秘書長、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在點評中強調，在低生育率的情況下，要避免對“母職”、對生孩子的強調。同時，現在的生育支持政策不應該有性別盲點，要用性別平等的視角來評估政策是否有利于女性發展。這也是與會專家的共識。湯夢君就在建議部分提出，警惕一般性的、缺乏社會性別視角的公共政策，不但收效甚微，還可能強化傳統性別分工。